西方媒体下意识的站在维吾尔族一边。逻辑是一贯的，在强大而专制的北京政权和压倒性数量的汉人面前，他们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而对于内地的汉族人，你很容易相信屠杀的真实性。在很多中国的内陆城市中，维吾尔人声誉不佳，他们张狂、暴力、偷窃，并有某种特权，警察们经常对他们罪行坐视不理--似乎执行正义就要伤害民族情感。但同时，也很少有人真的试图去理解维吾尔人的困境，他们的信仰、习俗、历史、内心绝望与希望。在大部分时刻，汉族人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种族主义，他们很难去真正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弱势的种群。
在表面上，地方政府的反应与从前不同，与一年前的拉萨骚乱相比，它似乎更开放，新闻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允许进入採访。但内在逻辑上，却并未改变。他们先是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束手无策，一些绝望的求救电话很少得到响应。
在五日的夜晚的几个小时内，整个城市进入了疯狂的失控状态。然后是推卸责任，所有的悲剧都缘于境外的恐怖势力的操纵，而与自身的政策与行动的无能无关。他们也拒绝真正思考原因，一场关于热比娅的讨伐也由此开始，将这个可能并不非常能干的女人（她甚至搞错了乌鲁木齐与石首的不同衝突照片），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恐怖超人。
与此同时，一场拙劣的粉饰性宣传也随之展开，军队的进入、秩序的恢复、超市里又堆满食品，人们又开始在街头散步，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开始对著镜头诉说，不同民族间是多麽团结，暴徒只是一小部分，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暴徒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稳定也至关重要。但是忽略暴力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压制理解为稳定，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民族的纠纷，仍是当今世界难以解决的命题。寻求自身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一场场独立运动（或是分裂运动）的助燃剂。但是，专制的政治权力、粗暴的政策、失调的经济现实，更往往是衝突的直接原因。
让我们暂不分析一九四九年之后北京的民族政策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自治区从未真正获得「自治」的含义。仅仅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重大变化，都多少预示著今日的悲剧。根据王力雄的分析，一九九六年的「七号文件」标志著一种强硬姿态的表现，它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文件发布后，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与文件出台前的六年时间（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相比，「文件」出台后的五年中（一九九六年三月到二零零一年），恐怖活动明显增加了，它造成死亡人数是之前的三点六七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四倍。强硬的姿态，招致了更强硬的反抗。
接著是二零零零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这股浪潮不仅带来了投资和商业机会，也让大批汉族人涌来。对于这些来自河南、四川、浙江的小商人、打工者来说，新疆只是他们另一个寻找生计的地方。他们从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心想赚到钱，再回家乡。
而自从清代以来，政府就一直将汉人移民视作稳固边疆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原本佔据著绝对支配力量的维吾尔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恐惧和挫败。不仅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已由汉族人佔据，不断涌来的人群，甚至将更平常的工作抢走，数量众多的汉人让他们下意识的心生恐惧--他们的家乡将最终被这些外来者淹没。
维族人将挫败发洩到汉族人身上，但事实上，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机能失衡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从贵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公众挫败和愤怒，发洩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系统上。在乌鲁木齐，民族和宗教问题增添了事件的複杂性。但是，我们不该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显而易见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而忽略了更大的灾难来源-- 我们的政治体制。
原题目：愤怒之城：无辜死难的灾难源头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