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8-04 07:29:54作者：
7月17日上午,浙江永康市酷热难当.在骄阳下,永康市广电大楼戒备森严,数百警力被安置在各处维持秩序,而永康各乡镇,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在四周待命,显示出异样的气氛.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为尔)的634户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为确保安全,每个债权人必须带着事先编发的凭证才能入场.
CBN记者获得的债权人名单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人只借了1万元. 634户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其身份则均为永康各乡镇的农民.
吸金之路
尽管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浙江为尔的吸金之路已然渐次清晰.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浙江为尔和永康市供销总社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0年7月,刚成立的浙江为尔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一年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永康市供销总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股份8.4%,为公司最大股东.黄洵丰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东则出资30万元, 占有1%的股份.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了8000万元."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 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否认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但在大部分债权人看来,两个单位都在永康供销大厦办公,此前两个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黄洵丰,类似"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
据了解,在永康市供销总社一直存在股金会这样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属企业流动资金之用,交纳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银行高许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会成员都是供销社内部职工,后来不少社会人士也把钱借给股金会,最高年息达到8.16%.一些债权人正是从股金会尝到了甜头,后来把钱借给浙江为尔.
"投资失误"
在所谓"集小钱办大事"的运作模式下,浙江为尔在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成立了多家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等七大行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可谓风光一时,而其坠落的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瞠目.
2002年,浙江为尔的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其资产额为6.1亿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产清算时,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竟只有2000元资金.
"固定资产也少得惊人.颜锋说,该公司只有一辆破车,几台电脑和几张桌椅,合计不超过3万元.
在清算过程中,颜锋发现浙江为尔的"账面资产"主要表现在"应收款"和"长期投资"两项上.应收款有10163.7万元,包括个人和单位,长期投资有15695万元.颜锋告诉记者CBN.
分析浙江为尔所谓的"长期投资,不难发现蹊跷之处.
2002年8月,浙江为尔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通)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浙江为尔现金出资3500万元.
"这是浙江为尔的投资失误,成立的新公司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颜锋说.而事实上,北京华通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新公司早成立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这样的"投资失误"比比皆是. 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混乱的账目,至今尚不知浙江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现在看来,为尔的所谓"投资失误"不如说是骗局更为恰当.
为了填补窟窿,浙江为尔就在账面上挂了一块叫做投资收益,或是下面的几个公司间做空账. "资金流向不太准确,但不应该这样挂账."做审计出身的颜锋说.
残局
目前,浙江为尔剩下的一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项目.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东城投)计划投资4.6亿元建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为核心的旧城区改造项目.
2005年10月, 28层的新安江国际大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市的关系发生矛盾,酒店项目就此沦为"烂尾楼.
颜锋说,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浙江为尔在建德市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市交恶后,资金越发吃紧,为还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
阳光底下无新事,似乎每个高利贷崩盘的故事结果总是一样的.
严冬中的民间金融
走在义乌的街头,随处可见"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等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公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几个亲属,朋友之间相互借贷或共同出资组建.
以地方经验而言,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得非常顽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民间借贷比较发达,中小企业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度过严冬.
然而,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间金融动态,十分让人感慨.
追踪吴英案时,记者曾采访过一位义乌苏溪的金姓集资受害人,至今还对采访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吴英案庭审结束后,他来到记者住宿的宾馆,疲惫而憔悴. "我真的很后悔,贪图利息,冒了太大的险,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他主要跟吴英的资金掮客杨卫江打交道. 2006年,他将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起初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到了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 走投无路的他以1分或2分的月息从亲戚朋友处筹款,又以3分的月息借给杨卫江,如是恶性循环直至案发.
此前,金某曾是一家小衬衫厂的老板.
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苏溪,大陈镇已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过去的10来年,金某还算一个成功的衬衫厂老板,雇有近百名员工,但2000年以来,衬衫的利润一直下滑.
当利润降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金某就关掉了衬衫厂. "一辈子都在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他说,当时把钱放在杨卫江那儿,能按时拿到利息,而且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在做,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民间借贷市场的利润被充分发掘后,不少人和金某一样,将原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用于投资,专靠利息过活,成为"吃息一族."如今,许多人的梦都碎了.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为尔)的634户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为确保安全,每个债权人必须带着事先编发的凭证才能入场.
CBN记者获得的债权人名单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人只借了1万元. 634户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其身份则均为永康各乡镇的农民.
吸金之路
尽管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浙江为尔的吸金之路已然渐次清晰.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浙江为尔和永康市供销总社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0年7月,刚成立的浙江为尔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一年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永康市供销总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股份8.4%,为公司最大股东.黄洵丰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东则出资30万元, 占有1%的股份.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了8000万元."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 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否认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但在大部分债权人看来,两个单位都在永康供销大厦办公,此前两个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黄洵丰,类似"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
据了解,在永康市供销总社一直存在股金会这样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属企业流动资金之用,交纳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银行高许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会成员都是供销社内部职工,后来不少社会人士也把钱借给股金会,最高年息达到8.16%.一些债权人正是从股金会尝到了甜头,后来把钱借给浙江为尔.
"投资失误"
在所谓"集小钱办大事"的运作模式下,浙江为尔在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成立了多家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等七大行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可谓风光一时,而其坠落的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瞠目.
2002年,浙江为尔的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其资产额为6.1亿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产清算时,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竟只有2000元资金.
"固定资产也少得惊人.颜锋说,该公司只有一辆破车,几台电脑和几张桌椅,合计不超过3万元.
在清算过程中,颜锋发现浙江为尔的"账面资产"主要表现在"应收款"和"长期投资"两项上.应收款有10163.7万元,包括个人和单位,长期投资有15695万元.颜锋告诉记者CBN.
分析浙江为尔所谓的"长期投资,不难发现蹊跷之处.
2002年8月,浙江为尔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通)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浙江为尔现金出资3500万元.
"这是浙江为尔的投资失误,成立的新公司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颜锋说.而事实上,北京华通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新公司早成立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这样的"投资失误"比比皆是. 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混乱的账目,至今尚不知浙江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现在看来,为尔的所谓"投资失误"不如说是骗局更为恰当.
为了填补窟窿,浙江为尔就在账面上挂了一块叫做投资收益,或是下面的几个公司间做空账. "资金流向不太准确,但不应该这样挂账."做审计出身的颜锋说.
残局
目前,浙江为尔剩下的一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项目.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东城投)计划投资4.6亿元建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为核心的旧城区改造项目.
2005年10月, 28层的新安江国际大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市的关系发生矛盾,酒店项目就此沦为"烂尾楼.
颜锋说,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浙江为尔在建德市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市交恶后,资金越发吃紧,为还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
阳光底下无新事,似乎每个高利贷崩盘的故事结果总是一样的.
严冬中的民间金融
走在义乌的街头,随处可见"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等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公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几个亲属,朋友之间相互借贷或共同出资组建.
以地方经验而言,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得非常顽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民间借贷比较发达,中小企业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度过严冬.
然而,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间金融动态,十分让人感慨.
追踪吴英案时,记者曾采访过一位义乌苏溪的金姓集资受害人,至今还对采访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吴英案庭审结束后,他来到记者住宿的宾馆,疲惫而憔悴. "我真的很后悔,贪图利息,冒了太大的险,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他主要跟吴英的资金掮客杨卫江打交道. 2006年,他将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起初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到了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 走投无路的他以1分或2分的月息从亲戚朋友处筹款,又以3分的月息借给杨卫江,如是恶性循环直至案发.
此前,金某曾是一家小衬衫厂的老板.
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苏溪,大陈镇已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过去的10来年,金某还算一个成功的衬衫厂老板,雇有近百名员工,但2000年以来,衬衫的利润一直下滑.
当利润降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金某就关掉了衬衫厂. "一辈子都在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他说,当时把钱放在杨卫江那儿,能按时拿到利息,而且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在做,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民间借贷市场的利润被充分发掘后,不少人和金某一样,将原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用于投资,专靠利息过活,成为"吃息一族."如今,许多人的梦都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