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共匪伟大。言外之意，就是十几亿中国人必须感恩，因为中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是个庞大的负担，中国人是毫无用处，可是还要天天吃饭。共产匪类们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尽管每天耗费着大量的柴、米、油、盐，也要勉为其难的养活这一大群的"废物"。
江泽民曾经在美国对全世界的媒体说，中国人的素质差。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匪类们要养活着庞大的、过剩的、素质差的废物们。由此，江泽民就发明了令举世震惊的生存权的新理论。虽然这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天才的理论"受到了世界猛烈地批判和抨击，但是土匪就是土匪，视人命如粪土，就是匪性之一。
毛泽东曾经对印度的总理尼赫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在中国打，可以牺牲三亿中国人。根据当时的记者们的报道，尼赫鲁总理事后对媒体说，他怀疑自己是在同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打交道。当时，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是六亿，毛泽东要为民做主，上下嘴皮一动，三亿条生命是随时可以烟消云散。如此的气魄，尼赫鲁当然是比不上了，他是个民选的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内，平白无故的损失一条生命，他都会被国民们问责的。
江泽民乃不学无术之辈，他的话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空前绝后的话。但在共匪团伙内部，江泽民却成为了继往开来的人物，他是继毛泽东之往，开了共匪将军朱成虎之来，朱成虎在香港对记者们说，不惜将西安以东全部领土被美国炸成焦土，也要与美国打成一场核大战。
这个气魄比毛泽东又大多了。大半壁的江山，近十亿中国人的生命，全部的是灰飞烟尽，如此看来，共党匪帮内部是一脉承传。从毛泽东到胡锦涛，草菅人命，视国民百姓的生命如粪土的基本理论是丝毫没有变。中国人为了什么要被共匪们做主，多少个亿的去死人？答案就是共匪们的话，人口过剩，庞大的人口负担，是共党匪类们耗费的钱粮养活着的素质极差的废物们。换句话说，那就是饿死一个少一个，一个一个的死，共匪们都嫌慢，巴不得是三个亿或者是十个亿的整群、整体的快去死。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毛泽东当政的二十七年，大大小小运动二十次，哪次运动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死人。三年半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五、六千万人。在毛泽东的五本"巨著"中、在邓小平的理论中、江泽民的理论中和胡锦涛的理论中，以及匪党的党史、党纲中，可曾有过一个字，提到这五、六千万"饿死鬼"的，可曾有一个共党的匪首，承担这五、六千万饿死冤魂的责任的。
毛皇帝是既不下罪己招，又不找一个替罪羊，文武百官是个个装聋作哑，没有罪责、没有说明、没有解释、更没有个交待，如同这五、六千万生命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匪首之一的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地宣布：没有饿死一个人。
这就足以说明了五、六千万条的神圣高贵的中国人的生命，在共匪的眼睛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没有把中国人饿得亡了国、灭了种，就是共匪们的皇恩浩荡。可是，共产匪类们当政六十年，除去了涂炭山河，荼毒生命之外，又何尝于国于民有过恩呐，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共党的话语永远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问题是这一小撮究竟是多少。
在一九五零年的所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从现在已被曝光出来的，当时的共匪文件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是三令五申，要按照人口比例枪毙百分之七，一些省和市，枪毙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毛泽东就下文件批评是胆子不够大，没有放开，必须达到比例等等，甚至指示一些城市，还要再杀几千人，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究竟在镇反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三十多年前估计的数字是五、六百万人，后来上升到了一千多万人，前几年更有人估算，被杀人数应在两千万人以上。两千万就是共匪眼中的一小撮。在以后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又多次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
二十余次的大大小小运动，那就是二十余次的百分之五的人被整；二十个百分之五，那就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百分之百的国人民众们都被当作过一小撮而整治过。这就是本人曾经在十几年前的文章中就公开的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的原话是：现今生活在大陆上的中国人，究竟能有几个人，能够站起来说，自己的家庭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没有遭受过共党的荼毒和残害的。
现在我敢说，即便是前三十年侥幸没有被残害过的人和家庭，在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和开放之中，也是不能幸免的，而且这后三十年，共匪是公开贪腐，公开的杀人抢劫，已经不是划定在百分之五，或者是百分之七的一小撮人身上了，而是在整个大陆地区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个人而来的。
如果说共匪的前三十年的统治大陆地区的民众们，受到的是第一茬苦和第一茬儿罪的话，那么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大陆地区民众们所受到的第二茬儿苦和第二茬儿罪。以一九四七年的土改运动为例，当时乡村的两千多万有房产和田产的乡绅们，被共匪以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为名，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说法是两百万，后来说是死了四、五百万。根据对华北、华中、西南三大地区十多个省的初步调查，估算大约有近千万名的地主、富农们丧命于土改运动之中。
他们的房地产和浮财被其他的农民们分走了，如果说杀了地主富了三亿农民的话，共党匪类们至少在当时，还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一次合作化的运动，不但把农民分到手的地主、富农的财产充了公，连农民原有的房、地产、生产资料也被充了公，人民公社实质上是个集中营，全体的农民就变成了农奴，这是前三十年。
而这后三十年，共匪开始了扒房圈地、课捐杂税，逼迫着农民在家乡是无以为生，只得进到城镇去作奴工。无福利待遇、低收入、无劳保，不但要忍受歧视，还时常拿不到工资，这是不是等于前三十年吃了共匪们的第一茬儿苦，受了共匪们的第二茬儿罪。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在共匪制下，三十年河东是吃苦受罪，这三十年河西，人民是吃二茬苦，受的是二茬儿罪。
只要共匪还在大陆地区，哪怕再等上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人们也只能是吃三茬儿苦，受四茬儿罪，不把中国人折腾的亡国灭种，共产匪类们是绝不罢休的。巴望着土匪们有朝一日能够"金盆洗手"，巴望着匪类们能够恢复人性善待百姓，那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没有自律性的人才去做土匪、强盗、地痞和流氓。法律又是土匪们订的，所以法律的他律性对土匪们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再加上匪类的政治体制之中，又没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这套机制，由此三点我就可以断定，共匪就永远只能是共匪了。
在以前的评论中，我曾经提到过一位与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同学的先生，这位先生祖籍安徽，祖上世代务农，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农家子弟考上了清华大学，那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啊！到了北京，他一头扎在学习当中。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心惊肉跳，因为他十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到家信。他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结果发现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全都活活的饿死了。他成了这四口人之家中唯一活着的人了。他也曾盼望着共匪能对饿死的民众给个交待、有个说法，巴望着共匪们是天良发现，他也可以去讨个说法，最后他绝望了，这位朋友开始了他自己的行动。
从他祖居的村子所在的乡、县开始，每年利用休假就回去走乡串户，挨门挨户的去调查大饥荒中饿死的每一个人的姓名、人数和绝户的数字。二、三十年坚持不懈的调查，把周围相邻的县，相邻的地区，横跨河南和江苏，年复一年的调查，在他的调查手记之中，已经记录了几十万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
这位先生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讲的很清楚，大饥荒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一段灾难的历史。几千万人饿死不让说是不行的，谁该对这几千万条生命负责？罪魁祸首是谁？早晚有一天人民是要追究责任的，并且要求赔偿。我现在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忘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准备将来清算。
这就是道义良知人士的形象，是人性的永恒的光辉。我永远坚信，中国人再多，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高贵的精神生命体，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在创造着历史，更是在创造着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种主义可以残害一条高贵的生命，杀人就必须偿命、欠债就必须还钱，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政权杀人是政权犯罪，参与密谋、策划和执行的官员们、公务员们都是杀人犯，奉命开枪杀人的军警也同样是杀人犯，绝对不能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借口逃避惩罚。军警是国家的公器，效忠的是国家，军警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对于屠杀、镇压国人的命令，对于抢劫国产和民产的命令，对于卖国和丧权辱国的命令，就必须坚决抵制，拒不执行，否则就和山寨中的土匪喽啰们毫无不同之处了。军队、警察和土匪的唯一分界线，那就是军队有军魂；警察有警魂；而土匪是无灵魂的兽类。
正是因为大陆地区的军警不是国家的公器，而是共匪政权的打手和家丁。所以六十年来，这些打手、家丁们也在共产匪党们的威胁和命令之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些罪犯的名字，将被仇家和苦主们记住，直到有一天把他们送上审判台。在中国大陆地区，民间的反思运动，早在文化革命期间就已经悄悄的展开了。从对文革的反思，进而深入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种反思运动成为了思想解放运动。
黔驴技穷的共匪团伙冒天下之大不韪，频频以屠杀、镇压的手段来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愤，非但没有达到共匪们稳定与和谐的目的，反而不断的激化和尖锐了社会的矛盾。从抗暴维权的声势一波高过一波的情形来看，中国大陆的社会状态早已是朝野分裂和相互对抗的形势了。
全民大起义，驱逐共匪的行动随时可能发生，为了清算共匪的罪行，为了对在共匪政权下丧生的亿万条的无辜生命申冤雪耻，就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联合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对共匪历次的所谓政治运动，成立联合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其责任那就是查清历史的真相，理清责任，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伸张正义、恢复名誉，给与国家的赔偿，这是必不可少，而且早晚要做的事情，那就晚做不如早作了，使无辜冤死者的灵魂早升天界。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的六十年；西藏人的抗暴五十周年；大饥荒的五十周年；北京西单墙民主运动三十周年；八九年拉萨大屠杀和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周年；共匪政权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共匪残暴迫害法轮功十周年；二零零八年西藏大屠杀一周年。
在经历了六十年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了的中国人清楚的认识到，自由、平等和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共和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剥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的政治架构，任何的所谓现代化、盛世和强大都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否定人类道德的灾难，这应当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在世界的范围内，党制、人制的集权专制制度，也已经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了。公民就是国家的主人，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已经成为了世人的共识。作为中国人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深切的希望每一个经历了六十年党权至上的血腥、残暴、黑暗统治的中国人，绝对不让任何的政权、意识形态、主义和个人来为民做主，或者是替民作主。
作为公民，第一要有权利，第二要有责任感。每个公民人手一票，用我们的权利去选举出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实现自由平等、躬行法治、光大文化、建设文明。中共专制集权主义的统治，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现在该是中国人走向宪政、民主、共和、共治的新时代的时候了。
现在共匪的所谓这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最大多数的国人民众们吃尽了共匪们的二茬苦，受尽了共匪们的二茬罪，国人民众在愁上加愁，恨上加恨的情形下，为共匪犯下的一个又一个的罪行，为社会的公正，为全民的利益，爆发了令共匪们应接不暇的抗暴维权的斗争，民间喊出了打倒共党驱逐共匪的怒吼。
在全民大起义，全民剿匪的关键时刻，同胞们不应该再沉默了，为了自己、为了儿孙后代，即便是在共产匪类的逼迫下的沉默，也应该是抗争性的沉默，以沉默来表示不迎合共匪的意愿，不去做有利于共匪的事情，不与共匪们合作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在其他的情形下，沉默又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有另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对共匪的支持。
为了不让共匪政权抱有任何的幻想，粉碎共匪政权宣称的有七千万党徒、和百分之多少多少民众的支持这种虚假的谎言。大家就要说话，六十年来共匪团伙控制了全部的话语权，他们说的太多了，人们也听烦了，现在该是民众百姓们说话的时候了。
对自己的家人，对子女，对亲朋好友们说说共匪团伙这六十年来的丑行和罪恶；说说共匪们荒唐、下作、无赖之举动；说说历次政治运动的无人性的野蛮和残暴；说说共匪们的谎话连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说说自己家庭、家族的前辈亲人们如何被匪类们残害，家产又是如何被匪类们抢走、骗走的，至少也要算算被抢走、骗走的财产有多少，当时的市值是多少，现在的市值又值多少？也好将来要求赔偿。
共匪六十年从来没有施恩于民，所以在匪巢即将崩溃之前，千万不要做出试图为共匪辩解、为共匪打圆场、找台阶的事情来。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助恶、护恶也是罪恶，反恶、除恶就是善行，哪怕行善不是为了自己得果报，至少也给自己的儿孙后代们积了福德。忠告那些个党军、党警、党徒、党奴们，千万不要助匪为虐，犯下罪恶的赶快金盆洗手，反思忏悔，以善举以补过，否则你们的名字，会被民众们永远记住，迟早是会被送上法庭审判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