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父亲的讲述中，我知道了我的曾祖父，几岁过继到这个家时一无所有，没有一分田，没有一分地。但我的曾祖父和后来的曾祖母非常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曾祖父长大后就一直给人挑担，做脚力。
曾祖母出生于横沟镇长岭村大屋钱，我还去走过多次亲戚，曾祖母给人锄地、推磨、缝洗等，干一切除了耕田等需要男劳力才能干的以外的家务和农活。但是别人往往是不会给工钱的，给吃的米。
他们省吃俭用到什么程度，举例说：能不点灯时就尽量的不点油灯，实在需要点灯时，尽量点小油灯而不点灯芯大的油灯；农闲时自己吃饭一律吃稀饭，因为干饭太耗费粮食。并且都是一天吃两餐，晚餐不吃。就这样不断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去买田买地买房子。
由于挑担太多太重，舍不得吃，吃的又太差，营养跟不上，劳累过度，曾祖父在壮年时就去世了，但是也因此买了房屋，买了田地，家境逐渐变好。但是即使家境变好一家人还是积极的攒钱，克勤克俭。继续跟以前一样的过非常清苦的日子。
后来我的祖父方学金，长大后继承父业也是给人挑担为生。由于太过劳累去世的就更早，在我父亲出生六个月后就撒手而去了。剩下两个寡母加一个幼儿。
祖母出生于马桥镇麻塘村镇冲益（大屋镇），刚好外婆家也是同一村。由于男劳力去世，曾祖母就更加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继续攒钱买房买田地。同时把买来的田地出租。
我们那儿有句谚语：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栽田。说的是一般人家过年时小孩有新衣服穿，有糖果等好东西吃，小孩老早就盼望新年的到来，而一般人家的大人则盼望着农忙时节的到来，一般人家大人吃的最好的时候是农忙时有田的人家需要请短工时是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雇工吃的。比如：那时没有冰箱，一般人家是过年时杀猪，一部份过年吃，大部份好肉则做成腊肉（先用盐腌制，再吊在柴火炉上方烟薰，然后放到有太阳的地方晒，可以保质一年，吃起来有一股独特的香味），最好的腊肉都是要存放起来农忙时给雇工吃的，也有更有钱的人家，到农忙时就再杀一头猪，吃新鲜肉，多余的卖掉。
由于不断的省吃俭用，积累五、六十年，到1949年共产党来时，已经有了十亩多田，几亩地，两处房屋，都有两间半房，一个厕所。在这前夕，曾祖母也去世了。即使田地不算太多，到土改时因为人太少，定了个小地主出租。田被分出去了三亩多，地分出去了几亩，房子也被分出去了一处。
好说是分，换个说法其实就是抢，有组织的公然的抢。可是这个抢却被共产党披上了一个美丽的外衣，反而成了正义的化身了。大家知道，正常社会有一个定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反过来说，如果私有财产可以随便被分的话，那是要十年分一次、二十年分一次，还是三十年分一次呢？那人还有安全感了吗？
与我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的外婆家，由于我妈妈的爷爷很会做生意，生意做的很大，在武汉开了很大的店铺。可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接班后。不太擅于经营，但却很会享受，并且迷上了抽鸦片（也可能是赌博，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时间太长记不清了），不断的败坏家产、败坏家产……到共产党来时，家业刚好败光，土改时定为贫农。他去世的也早，我都没见过他。他那边一家却因为他的败家行为在这六十看来过的很好，没有被挨整。
在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被整的好惨，我小时时候也受尽了歧视。其实有钱的人家不一定是坏人，没钱的人（无产者）不一定是好人，事实上无产者有可能是游手好闲、不擅持家的人。以前都是叫流氓无产者。文革时觉的这个名字不好听，改称为无产者了。
为了强化不合法的独裁统治，中共发动了二十多次政治运动，虐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被整、被斗的人就更多，因此而被牵连的家属也有几亿。《九评》一书揭示了共产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加上后来我父亲被迫害以及我现在的坚持信仰被迫害，我家三代人就经历了中共的这九大邪恶基因的伤害。
许多人读了《九评》一书后，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及流氓本性。发自内心要与这个邪教划清界限，现在已经有近六千万人在网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善良的中国人啊，也希望您能看一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我自己就完整的看了三遍，打字不遍，不完整的看了N遍），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吧，也是在支援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