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外国造反派（图）

中共革命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受到许多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1949年以后他们当中很多人住在北京，构成了当时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外国专家。1966年，文革到来时，这些专家也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运动。

一、外国老太婆要当中国红卫兵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63年在北京台基厂她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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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照片：毛泽东为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个外国老太脸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著一个醒目的红卫兵袖章。

老太的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国著名记者，1947年当中共被迫撤离延安时，她采访过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话和空话，赢得了全世界好汉崇拜者的一片喝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就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共产党定都北京后，斯特朗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客，长期为北京的外国专家局工作。

一九六五年斯特朗已经八十一岁了，满头白发，但腰干仍然硬朗。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后，她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专家中，她可能是第一个接受红卫兵袖章，表示自己也是造反派的人。这张照片当时传遍了世界，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和青年从毛泽东赐给斯特朗这个西方人的恩泽中大受鼓舞。斯特朗后来加入了红卫兵的队伍，也去大串联，她拄著拐杖走在游行队伍里的另一张照片当时也十分引人注目。

斯特朗并不是唯一的外国在京革命老太太。有个叫露丝.史密斯的英国共产党员，文革前夕来到中国时已经七十一岁，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的人民日报在《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导中引了她的一段话，她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我七十时还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

二、外国专家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文化大革命后两个多月，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四个美国专家用化名贴出了一张被称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中说：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示的这种对外国人的待遇？为什么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是：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是：有高、特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外国造反派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待遇的背后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阴险的全球性反革命大阴谋，如大字报中所说：

1，这是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意志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张大字报并作了批示，表示只要外国专家愿意，他们可以和中国人民过一样的生活，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使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外国老头老太红卫兵们激动得不能自持。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当时对红卫兵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只用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个稀巴烂！

三、造反，夺权，专家斗专家

上一周我们说到文革时外国专家不但要当红卫兵，而且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四个美国专家很快也贴大字报，要造党内走资派的反。这是第一张也是最著名的外国专家大字报。后来很多外国专家纷纷响应，有的甚至以全家的名义写大字报，表示全家老小都革命，都造反。

在这些外国专家"参与造反"以前，他们的很多孩子看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可以打老师，骂家长，既威风又痛快，于是也回家对著自己养尊处优的父母大骂：你们这些美国特务！很多家长如坐在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好了，他们自己也成了造反派。

外国造反派加入文革后，象他们的中国造反派同志一样，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拉起了革命大旗。当时名气大一点的外国造反派组织有"白求恩-延安战斗队"和"国际燎原战斗队"等。这些外国造反派在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方面很能别出心裁，有个外国专家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对被打翻在地的刘少奇不但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反对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反对世界革命。

成为造反派后，这些外国专家也跟著中国造反派起来夺权。最出风头的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悉尼.里敦伯格）。此人出身名门，后来对革命着迷，十七岁就参加政治活动，后来加入美共。一九四七年他在为联合国救济署工作时来到中国，在周恩来介绍下去了延安，从那以后一直为中共工作。一九五三年苏联告诉中共说他是间谍，中共立刻翻脸将他下狱，后来查清他是被冤枉了，关了六年后放了出来。李敦白不愧是中共的外国好娃娃，挨了妈妈一顿重重的板子后，他对中共更依恋了。文革一来，李敦白就坐不住了。忠不忠看行动，他立刻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些外国造反派成了当时北京文革浪潮中一道色彩缤纷的风景线。中国造反派举行重要集会游行时，都争著把黄发碧眼的洋造反派拉去作点缀，让他们用怪腔怪调的中文念大字报，表态，痛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造反山头和"国际无产阶级"拉扯到一起。外国造反派的风头引起了最喜欢出风头的江青的不满，有一次她说这是崇洋媚外。

这些外国造反派不但夺权，也在自己的队伍里深挖阶级敌人。路易.黎和马海德都是在延安时期就为中共工作的老革命，但他们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要人关系密切，因此成了外国专家造反派的靶子。他们揭发这两个人是特务，和国民党暗中有来往，还把路易·黎和贺龙一起拍的照片拿出来作为罪证。他们召开批斗会，要求中共对这两个人设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四、中共后娘的板子

前两周我们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外国专家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夺权的经过。这些外国造反派们在文革初期大出风头，但好景不长，当毛泽东把刘少奇整掉，文革的高潮过去后，又轮到把前一阵的造反派放到肉斩板上了。这时，参加文革的外国造反派因其阶级出身和西方背景而成了最理想的牺牲品。

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很多外国专家不但被审查，批斗，隔离，也被关押。外国专家的那些中国造反派同志马上变脸，对他们如躲避瘟疫一般。有个外国专家说，当迫不得已要和这些外国专家发生工作联系时，这些中国人"象扔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转身就走。"前面提到的那个七十五岁参加中国文革的英国老太太史密斯被认为有间谍嫌疑，只好回了英国。

最滑稽的是，有一个叫莫尼克的法国红色女郎，她的父母在中国工作。这个法国姑娘在六十年代新左派的气氛下长大，对中国革命有一脑子的浪漫幻想，以为文革就是她朝思暮想的自由和狂欢的节日，于是千里迢迢从巴黎来到北京参加狂欢，不料却被投入牢房三年，罪名是她把淫秽小说带进了东方的革命圣地。

一九七三年，文革的疯狂随著林彪集团的垮台而失去了势头，这时中共又要利用这些外国专家了。于是，周恩来照例出来充当好人。在那年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宴会上，他对受迫害的外国专家道歉，把他们受的罪一股脑儿都推到林彪的身上。他还以他特有的戏剧性的风格来到一些外国专家面前，和他们拥抱，表示抚慰。周第一个就向坐在他身边的英国老太史密丝道歉，她是周专门派人去英国请回来的。周的表演果然见效。一个美国女专家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另一个外国专家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愿意。"有个叫大卫柯鲁克的英国专家被关了三年，出来后摸著坐牢坐出茧来的屁股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然而，美共老党员、中共的外国老同志、文革中最出风头的李敦白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此时仍然在狱中盼著党给他平反，说一声：孩子，妈妈错打你了。但他造反太积极了，引起了中共的怀疑，周恩来提都没有提他。或许这是中共的惯技，为运动留一段尾巴，表示当初审查批斗和关押这些外国专家的决策虽然有失误，但并不全错，至今还在狱中坐地的李某就是一例。李敦白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这些外国专家们又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无比振奋的喜讯：他们在文革中大大小小说得清说不清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平反，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受妈妈的审查了。

对于这些外国造反派来说，似乎可以说，中共后娘的板子虽然下手时辣了一点，但打完后用温暖的巨手一胡撸，那感觉比睡在亲娘怀里更舒坦。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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