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大使馆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办理去美签证的队。这几年，排队的人们交流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办理自费出国留学的，除了拿全额奖学金的之外，用国内的亲人作经济担保更容易拿到签证，因为，签证官知道，中国有富人。
不仅签证官知道这一点，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新西兰的车商总结了经验，但凡是华人子弟来买车一般都是现金交易；去过上海的纽约人看到那里的高楼大厦心里的优越感多少受挫；过去被誉为亚洲消费之首的日本已经被中国大陆的游客代替；西方媒体大量讨论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并且配上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的照片。而中国国内，相当数量的城镇民众也都感到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所有这些，再加上媒体的高度渲染，在中国人头脑中泼洒出了一副浓墨重彩的盛世中国图。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大使馆前长长的队伍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向外跑。求学，定居，投资，为儿女移民。他们中很多人急切地想在外面找一个落脚点或者是备用落脚点。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出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造，但是对于自己将来真正在哪里发展也不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出国留学将给自己的未来增加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说到这里，让我们做一次跨越时空的比较。130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盛世，那就是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唐朝。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汇聚了世界各地 来中国求学的人。长安城内居民约百万，各国商人和留学生常住的就有数千人。默罕穆德对他的门徒说:求学问应当去中国!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查阅有关唐朝的资料的时候，满纸跳跃的都是遣唐使，留学生，外国使节，但是却很少看到唐朝人怎样出国深造，出国定居的描述。这应该就是盛世天朝的气魄吧-他自信的吸纳百川，慷慨地给与，不经意间，耀眼的光芒已经笼罩世界。
对比两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信心"。唐朝人信心万丈，所以一介书生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声叹息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今天的中国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即便是口袋里有钱，心里也装了许多的不安。因为在这里，"盛世"和崩溃几乎同存一室。也因为如此，它的现状和前途就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谜思。
看看下面的数据，谁又能不困惑呢？
据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比1979年增加2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1979年增加 23倍。同一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则增涨了 51倍。虽然中国人的收入增加远远落后于GDP增长，并且同期的物价增长也大大缩小了居民实质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而且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里面包含极大的水份，但是，对于几十年来穷惯了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数字仍然足以令人惊叹。中国人对现代化生活的描述在几十年间迅速的上升了多个台阶。从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跨越到新三件(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从新三件到拥有股权、房产、汽车，如果只是从历史的纵向和中国的过去相比，这个发展的速度是不俗的。
GDP的增长，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日甚，从而带来了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东亚病夫的帽子被狠狠地甩掉，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投来的惊羡的目光。
但是另一方面， "盛世"的高歌还没有唱到最强音，重重的危机已经浮出海面。从90年代开始，全民普遍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当我们把统计数字中的"平均"两个字拿掉，我们就看到了一幅气象大不相同的画面。
美林和凯捷联合发布的《２００８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共有４１．５万位个人资产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富豪人士，比去年增加了２０．３％。这些富人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1%，也相当于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将近三倍。而这部分人口则只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三。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在北京，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以北京为中心向任何一个方向延伸100公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占据光谱两极的中国：弗莱士酒店一晚8万元的总统套房不乏顾客，100公里以外的河北易县一家人没有一床像样的棉被。
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冲击中国"盛世"形象的唯一一道冲击波。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国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丧失水功能，人体接触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超过90%的天然草场退化，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中国环保总局承认，在不久的将来，将有1.5亿中国人沦为生态难民。
进入21世纪，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遍布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中国却是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失业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老百姓普遍描述自己身上压上了"新三座大山"。即住房，教育，医疗。七成以上的市民买不起房，即便已经买房的很多人都成了高价房的 "房奴"。老百姓对房地产问题早已是"民怨沸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年轻人结婚买房子，最流行"六人买一套房"，即小俩口结婚买房的首付款由双方父母用晚年防老之用的"养命钱"支付，他们自己则负担每月的贷款。
曾经被引以为豪的巨额外汇储备最终被证实成了烫手的山芋。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被积累的过程中造成中央银行被迫发行八倍于此的人民币将其买入，而这十几万亿人民币再通过商业银行系统的作用层层放大，这些资金如潮水般冲入中国经济系统，大大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从2006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地产、水、电、煤等公共产品轮番涨价，工人的工资无论如何上长，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有工作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失业人员和没有生活保障的大量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每天都在下降。
中国的官员可能是世界上最风光的公务员。中国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 7000 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却是世界上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每年国家投入不到GDP的4%，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差。
中国是高档住宅，豪华奢侈品，贵族俱乐部发展最快的地方，但是在它们的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是巨大面积的下岗工人、贫困农民、难以为生的退伍军人，绝望的拆迁户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这些人心头的委屈和愤怒象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 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4年的"群体性事件"有74000起，2007年则超过90000起。
30年来，除了物质生活方面的变化之外，对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就是信仰的破灭。虽然共产党在宣传上仍然没有抛弃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但是，从总书记到农民，没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同时，中国传统的信仰在共产党的压制下几乎消失殆尽。人们在信仰真空中迷失了精神的方向之后，把发财挣钱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和全民信仰的高度。
2007年，中国制造的有毒宠物食品和含铅玩具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场生动的中国制造实景秀。时隔一年，含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则几乎让全世界对中国制造食品的信心全面崩溃。而最可怜的是那些还没有学会说话就离开了人世的三聚氰胺婴儿。
诚信的丧失，道德的堕落像洪水一样盈灌了整个社会。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可谓"与时俱进"，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家庭的概念，一夜情，包二奶，从高官到平民，成为社会时尚。"只笑贫，不笑娼"，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导致妓女人数越来越多。据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估计，目前在中国淹没到"性产业"这一沟绝望死水中的卖淫女不少于500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人员，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2,000 万人，为中国经济所作的直接与间接的贡献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
在所有这些之上，还有逼近15亿的中国人口。巨大的生存需求，庞大的生态压力，悬殊的生存状态，矛盾的利益方向使他们整体上成为一个躁动不安的庞然大物。
面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双面性，中国新一代的领导者技巧的用了一种较他们的前任看似更中肯的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国情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现在虽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另一方面，被称作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按照一般的理解，如果贫富分化 只是因为一种无意的政策失误而导致的一种局部的负面结果，那么把这个政策纠正过来就好了嘛，怎么至于上升到整个失败了的地步呢？
也许，贫富分化，以及当今中国出现的诸多问题，最关键的是要看它是改革的过程还是改革的结果？它是一种无意的政策的局部失误还是中国改革模式的必然产物？它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伴随中国的发展过程，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为了解决旧矛盾而造出新矛盾，为了维护什么，就必须牺牲什么，为了达到什么，就必须迁就什么，为了掩饰什么，就必须压制什么的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这个模式意味着什么呢？
2500年前，西方哲学的始祖之一柏拉图写了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这本书叫做《理想国》。它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了一个理想城邦的各方面应有的状态，在更深的层面，他试图通过理想城邦的例子证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公义"是什么。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公义应该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公义，也就是说，对你的公正和正义，就是对我的公正和正义，就是对一切人的公正和正义。这个公义体现在国家生活上，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合起来就是一个理想国，就是一种最佳状态。他试图告诉人们，公义是一切的基础，只有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公义才能够造就一个理想国。
二十世纪的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争论。争论的题目和柏拉图在2500年前提出的这个关于"公义"的命题颇为相似。中国人争论的题目是：公平和效率哪个应该优先？思想界争吵了一段时间后，由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锤定音：效率优先。为了效率，可以暂时牺牲公平。于是，就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的国策。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追求一种理想状态，一种最佳的效率，中共的选择是牺牲了公平才能达到效率；而柏拉图费尽心思论证的却是，最高的效率，最好的状态,也就是建成一个理想国，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够达到。
究竟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也许这两个都对。只不过，哲学的始祖描述的是世事的根本道理。共产党选择的则是在危机迫近其之时，如何快速解脱的所谓捷径。而中国的悲哀就在于，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迫选择了这样的"捷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越来越无力走上任何其他的道路。
但是，毕竟这"捷径"也带来了辉煌。虽然。辉煌和崩溃平起平坐。于是,今天的人们便迷失在这平起平坐中,看不清中国的前途到底在哪里。那么? 我们是否需要一些更精巧的计算,更华丽的模型,更诱人的理论，或者依据一些听起来更实在的对老百姓的承诺,来揣摩中国未来的走向呢? 。。。其实，我们此刻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在意过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考。因为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辗转沉浮，兴衰成败，都已经证明过，它才是一切世事的根本道理，它才是源头，我们应该用它来缕清中国。事实上，当我们把13亿中国人在过去30年中的生命轨迹勾画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一条路 -- 那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看清的那条路，它简单的围绕着公义的得与失，它不仅来自过去，更重要的是，它也指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