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轮回。对于中共来说，"辉煌六十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喜庆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乌市街头仍然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离、百万"维稳"大军将首善之都围成了一座孤独封闭的死城，似乎也无损于他们自娱自乐的喜庆气氛。
凶岁冲喜，以壮官威
凶岁冲喜，以壮官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早有预期，怕这样"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庆一次，就少一次。下一个十年，将党心纷扰，下一个三十年，恐民心难料。我们这个时代，最确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国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个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呢？我们完全可以提前确定，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将不再可能是子孙后代们的"国庆"日（倒极有可能被定为国难日，或全民忆苦日）。想想将来的中华儿女，真要让我们这些六十年前为过非、作过歹的不肖祖宗们，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国情与今朝惊人相似
六十年党国，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遥远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国的晚年。世事多变，今昔国际环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国情"论，却与当今惊人的相似。那时候，清王朝已从太平天国、拈军、新疆叛乱的"浩劫"之中拼死挣扎了出来（其惨烈程度亦如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挣扎过来一样），健步走上了同光两朝蒸蒸日上的"中兴之路"（我们现在是叫"复兴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个好年份，时值帝国"中兴"的顶峰。为了国运振作、皇权长久，当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经"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了"只经改、不政改 "的洋务自强运动（一如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欧风美雨驰而东，中国的近代事业就从那时悄然开张。那时候，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自强，招商引资、设局办厂，开矿炼铁、造船筑路，股市红火、钱庄兴旺，其实也是如火如荼，政绩斐然，"辉煌" 得很。那般热闹光景，并不见得就比当今逊色。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经甲午一役，洋务运动现出了其虚弱的原形。从此"经济改革"一蹶不振，帝国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变，康梁远走、光绪被囚。庚子事变，联军入侵、两宫"西狩"。清政府实在是左右为难、无路可走，这才万不得已下定决心从"变器"转为"变法"、从"洋务"转为"新政"，半心半意、满不情愿地开始 "仿行宪政"。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清帝国终于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启动了众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惜为时已晚，也有些被动了。
内外不谐，诸事不顺
上世纪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与近些年来拟议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维大体一致，路径也大体一致。都是先纠缠于"厘定官制"（现在叫做"行政体制改革"），后遇阻于"祖宗之法"与"君上大权"（现在谓之"四个坚持"、" 党的领导"）。结果，改官制就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保君权就成了制度转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内外不谐、诸事不顺，所制造出来的新麻烦，比它所能解决的老问题还要多。党争不断、权斗激烈，满汉纠纷、央地冲突，绅商失望、督抚离心，官乱于上、民变于下。"群体性事件"四处蜂起、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一班宗室亲贵（如今我们把这一类人称作"太子党"）偏偏要咸与参政，妄图排汉官、削督抚，要关起门来搞他们的内部"宪政"（现在的名词，是叫做"党内民主"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欲以皇权对抗民权，以宫廷和官府的内部民主取代规范有序的宪政民主。在帝国"维稳"最为吃紧之际，"太子党"们竟然端出了一个由王公贵爵所主宰的"皇族内阁"。犯下了最后这一堆错误，爱新觉罗朝廷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没有机会了。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终至无所依凭，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今红朝诸公气度逊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时兴办什么"国庆"的。他们精心操办的最后一次帝国庆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万寿"。也与当今的六旬国庆一样，气派无比、庄严隆重，炫权耀富、劳民伤财。不过，慈禧的生辰庆典虽然奢侈烦费，却也是做过一件好事的。借"万寿"之机，懿旨特赦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实际上，她是找了个机会为政治犯平反、与反对派和解。对于当年权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来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在她与"戊戌案犯"之间，不仅有犯上作乱的 "国恨"，还有"围园劫后"的私仇。在这一点上，当今的中南海红朝诸公远远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气度。党国六十年大庆了，不见"六四"平反被提上议事日程，也见不到达官贵人们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息事宁人、"与民同乐"的仁心慈念。满目所见，他们尽忙着与民作恶，一门心思截访民、抓刁民、控网络、封异议去了。风霜雪雨两甲子，政治进化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