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35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当医生们发现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时，毛泽东要医生们"要保密，不要开刀"的四条指示。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细叙述周恩来的病况，强调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言。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医生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人员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毛泽东和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时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专家们仍然三咸其口。大陆中共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就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而1956年江青得子宫癌时，毛亲自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江青的病情，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江青，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并请医生们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江青的癌症被完全治好。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就是在中共党内也将无法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的问题说一句公道话，致使贺龙死亡一事一直心里有愧。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搞出来的，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整死。
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是一个重新整合中共高层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个靠边站的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虽然曾经帮毛泽东在红军内部打AB团，杀人无数，但仍然在文革中受打击多年，在与老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中共井冈山时期的活动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
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中共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人员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圆滑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 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