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记者采访了在1949年之前就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共产党员李敦白，他在中国生活的35年期间两次蒙冤入狱，共坐牢16年。
Sydney Rittenberg，中文名李敦白
问：您当年去中国是抱着革命理想和热情去的，但在中国的两度坐牢，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两次经历？
我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左派的活动，我在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参了军，后来到中国。战争结束后我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做救灾工作，结识了周恩来。他介绍我1946年到延安，认识了毛泽东主席，然后我留下出任新华总社顾问。1949年1月我突然被抓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的要求，说我这个人是"美国派来的特务，你要把他抓起来"。这样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六年。斯大林去世后，被冤枉的这些案件都解决了，我在1955年4月份被释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向我道歉，并宣布我是被冤枉的，后来我到北京电台继续做顾问。
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没有看出当时的各种骗局和危险，全心投入支持这些年轻造反派，卷进了我根本没有理解的派别斗争。在1968年2月我又被重新关押了，单独监禁10年。后来毛泽东去世了，逐渐的所有被关押的这些政治犯都释放了，我在中国继续工作了一年多后，全家回到了美国。
问：从一个资深共产主义者的眼光看，中国现在是否保持了当年建国时"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呢？
我觉得中国领导有这个愿望，所以天天讲"以民为本"。我觉得中国的领导有两大怕，这两点妨碍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一个怕是怕文化革命再来，再一个怕是怕这个所谓的颜色革命。因为别的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共产党被推翻后发生了颜色革命，所以有点不敢放手。比如说，报纸还是管得紧紧的。我觉得中国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第一步就是应该开放报纸和媒体，现在记者揭发坏人坏事还常受到报复，不能保护他。另外，我觉得应该把政治理论问题放开让大家随便讨论，在报纸上随便讨论各种观点。会不会乱呢？不会乱。中国有那么多的聊天室(chatroom)，有些很极端的，天天在那喊叫，但并没有乱。我觉得领导有这么一种畏惧，他也知道应该开放，但是还不敢。
问：您能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后毛时代也就是最近30年来的中国作一个比较吗？
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打倒一切充斥各个领域
毛泽东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一样的，很多现在的社会公害那时候却没有，那时候没有毒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偷盗，也没有贪官污吏，或是说极少，也没有卖淫，没有赌博，人和人之间都比较的亲密，但同时有阶级斗争，不少人被陷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受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现在那种压力就减轻多了，知识分子不太觉得自己受威胁，没有人要改造他思想。但同时那些社会公害都挺猖狂的，我觉得这个对比是比较复杂的。
问：您在中国那么多年，极其了解中国的现代史，您能简单的评价一下中国从1949年到今天的政治、社会变化吗？
生活当然是改善得跟过去不能比，个人的自由跟过去比也是广泛得多多了。农村的情况起了极大的变化，现在很多地方农民的房子住得不错，学校也不错，看病的设施也在慢慢恢复。对知识分子来讲，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又能抬起头了，又要被重视，现在起很大作用了。
个人自由方面，解放以后，一开始集体化劲头很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很愿意集体化，但是现在个人的自由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能找得到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你也可以随便搬家，你也可以在国内国外旅行，你也可以跟外国公司一起做生意。你要发牢骚批评政府也是比较随便的，没有人管，所以个人自由的发展是很显著的。但政治自由、政治改革还是非常慢的，不是没有进展，有进展，但是很慢。所以我觉得中国领导面对的挑战里面，主要的挑战是现在中国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中国原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对未来有一个共同的向往，而现在呢，说实在的，很多年轻人除了赚钱、搞自己的前程，或者搞实力，不大考虑别的。所以需要解决理念的问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当然要牵扯到政治改革，牵扯到领导作风等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事情。
Sydney Rittenberg，中文名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18岁参加美国共产党。1945年夏天随美军到中国云南。在中国认识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介绍，1946年到达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此后加入中国国籍，并经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中国共产党员。他在中国生活的35年期间，两次蒙冤入狱，共坐牢16年。1980年举家返美后，一直从事美中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