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个老话题，但在我们这个国度，任何一个老话题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今年春天，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两篇文章的发表，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但也不小的波澜。章诒和的文章所引起的非议主要是：认为如此指责当年的"告密者"，颇不公允，也有失厚道。可对于控制了中国几十年乃至数千年，致使全体国民陷入极度的恐惧，致使数不清的无辜惨遭整肃、身陷囹圄以至命丧黄泉的告密文化，我们绝不能置之度外，视而不见，应该严肃、认真和深入地进行反省：告密文化何以如此猖獗，何以经久不衰并为人们所默认和竞相仿效呢?它依旧继续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腐蚀着我们的心灵，某些地方竟然还敢公开宣扬与提倡。据媒体报道，一所大学有一个所谓的"小天使计划"，让学生们相互监视；还有一些学校，布控了若干所谓的"信息员"，也是专门用来监视和"举报"该校师生的一言一行的。
探讨告密文化产生的土壤，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射到权力上--事实上，权力集中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温床。为了充分行使权力，权力集中者总是要使用打击、压制等手段，否则，就不能有效体现权力集中的特点。而为了实现打击和压制的有效性，就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尤其要充分掌握反对者的信息，这时，希望有人告密就成了权力集中者的一种天然需要。
这方面例子所在多有。先看外国。在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就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据《斯塔齐》一书披露，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一千七百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十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人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在斯塔齐浩繁的档案中。1989年"柏林墙"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监视情报档案。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情报机构"斯塔西"的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人们吃惊的发现，他们的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这些告密者中，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
在我们中国，告密文化也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靠宫廷阴谋政治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为了朱姓江山的稳固而设"检校"，利用这类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是明代庞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后来朱元璋又设锦衣卫。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亲信，设置了由宦官组成的东厂。东厂既侦察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侦察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
到20世纪，因为革命的输入，告密文化又有了新的包装，很多地方都"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迅速实现了本土化。50年代推广到全中国以后，不断鼓励告密和背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革命"触及灵魂深处"，而且文斗武斗并举，令全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活地狱。这也就是黄苗子、冯亦代告密案产生的背景。
很显然，要消除告密文化，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铲除告密文化的土壤--集权制。清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清同治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曾驻扎徽州。当时，他正在与太平军苦苦周旋，为了赢得民心筹集粮草，亟欲整顿地方政务。在诸多措施中，有一条是鼓励告密。为此，他还特地设了一个铜柜做举报箱：凡是陈言地方弊端指控官员不法之事的帖子，都可以不必署名地投入箱中。此柜一设，大家纷纷往里扔无名帖子，充分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一时间，揭发告秘之风大起。大家都被柜子里那些这不署名的大字报弄得人人自危--都不知道这帖子什么时候就贴到自己头上了。于是一班缙绅纷纷来到城中一素有善谋之名的讼师家里寻求对策。讼师胸有成竹告诉大家："不出三日，此柜必废！"大家姑妄听之并不相信。到第二天，曾国藩果然下令撤除铜柜--原来，这讼师当天就充分享受这谁都可以揭发而又可以不署名的"民主"：写了十几篇揭发曾国藩贪污腐败的帖子投在里边。曾国藩看了，气得险的没有去跳黄浦江--想追查又找不到主儿，当然只好撤箱了事。曾国藩的告密举措所以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只许告别人，不许告老子"的"集权制"被打破，所以，只好把告密举措终止。
除了破除集权，真正让所有人享有同样权力而外，消除告密，还相应制度。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公开减少了秘密，也就减少了告密者。公平和公正减少了人们的失衡心理，这也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因为在公平和公正的制度前提下，一方面，大多数告密会成为多余，因为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较好和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既使产生告密，可能大多数只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告密，这种情况会增加告密者的心理负担，这对告密者就是一种约束。另外，还应当加强提高全民素质，人文精神是告密者的内在约束。人性、诚信和理性的人文精神有利于减少告密者。相反，一个缺少人性、诚信和理性的民族告密者就会盛行。告密是人性的一种阴暗性的表现，实质是人性的一种扭曲。而讲人性的人文精神对告密就是一种抑制作用。另外，告密本质也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但若大家都讲诚信，个人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所以，诚信对告密也有一种抑制作用。另外，理性精神要求"真"和求"真"，而从长远看，"真"和求"真"都不利于告密者。因为若大家都"真"和求"真"，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和用武之地。
在我们今天，破除告密的两大利器是：法治社会与言论自由。因为是依法治国，所以问题都可以在法律平台上得到公正解决，告密方式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既然天大的问题都可以在法律平台上得以解决，还需要什么告密来添乱？而有了言论自由，则人们的所有意见都可以在阳光下自由表达，又何须乎躲在人背后费心劳力搞什么告密呢？
总之，如果真正使我们执政党做到"伟大、光荣、正确"--伟大，所以无所不包，用不着告密；光荣，所以弃绝背后告密的小动作，不会给告密者容身之地；正确，所以能理性判断事物真相，不需要告密者指点迷津--告密文化就会寿终正寝，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