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短缺的年代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公社制度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959年的台湾状况
一、物资短缺的年代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份：猪年。对中国人民来说，猪是富裕的象征。在过去的狗年中，从芝麻种子到钢铁，在生产上取得了"大跃进"，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希望在猪年能吃得更好。可是，他们正在过着从1949年建国以来最为困苦的日子。
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失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农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小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
不像过去，这些短缺不是因为为从国外购买机器而出口农产品的结果。过去的几个月中，北京在东南亚进攻性的贸易--这让日本十分担忧--已经开始大大的动摇了。两周前，不顾对外汇的需要，中国政府取消了一项向英国供应棉花和棉渣的合同，这将给未来的谈判带来危害。
1958年秋天，为了将日本生产者挤出市场，大陆以极不合算的价格在香港倾销水泥。而现在，无论以多高的价格，在东南亚也买不到中国大陆的水泥。印度尼西亚则将从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得到曾经许诺的20万吨大米，并且每吨要贵8.4美元。无论在哪里，中国政府的商业机构都拒绝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商品订单。
部分程度上，产量增加而商品减小的怪现象是因为数字作假。有足足1/4的1958年的农产品大丰收不是谷物，而是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喜欢，只是在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才吃的--红薯。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北京的计划制订者们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的冲动，他们太急于求成了。
在他们带领中国5亿农民进入军事性质的"人民公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的无限热情中，这样做近乎于在毁灭他们国家最大的资产--丰富的人力资源。最近到北京参观的人发现，无人去收的棉花在田野被风吹去，而当地的农民却在专心地炼钢、炼铁。用自制熔炉大炼钢铁的运动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人力缺乏。为了让工人去拨旺那些到处都有的炉子，纺织厂都被要求减少了一个班次。
除了扰乱劳动力配置外，"大跃进"还使中国的交通系统陷入混乱。在10月上旬，进出上海的70%的车皮是用于运送熔炉的。为了给城市提供不能再少的粮食，铁路工人不得不把活猪和生禽放在已经装满矿石、生铁或煤炭的车皮顶上。
1959年1月下旬，在明确意识到人力资源和交通资源的强烈要求，北京的官员们下令削减那种只能在后院使用的熔炉。但是，所有的现象都表明，"大跃进" 的观念还是在起着压倒性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人民群众正在全神贯注地收集100亿吨粪肥，而后把它撒到地里；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被定为1800万吨，比去年的预期产量增长64%。香港的一位人士撰文表达了对大跃进的担忧。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丰收能从哪里来？
从共产党那里来。
害虫疾病被根除，
彻底征服水老虎。
坚持苦干三百天，
沙漠都能变良田。
仅在6个月以前，一位有想象力的中国政治局委员在一首《农民诗》中总结了政府的农业政策。那时，中国不会有人对这首诗有丝毫的怀疑。在1959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这个国家的农业产量，将会比去年的3.75亿吨超出40%，而去年的产量就已经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西方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严重的夸大，但这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更为令人惊讶的，对于1959年的农业产量，所吹的牛皮是：耕种的土地未增加一英亩。红色中国进口了成百上千吨化肥，派遣它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去教授双季稻的复杂技术、密植和深耕，"革命热情有多大"，政府对农民说："产量也会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有关农业的言论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暗示，"任何一年的产量都有可能比前一年要低。"同时，新闻媒体开始大量地用尖锐的言词批评地方负责人，说他们"过于热心"，甚至明显地虚报粮食产量。比如广东省，没有产出所宣布的3400万吨粮食，而只有3000万吨，《人民日报》说，假如比1958后"有一点儿增长"，那是因为"不实用的、低效的和危险的"密植技术的原因。《中国青年报》严厉地指出，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获得丰收。
事实是，政府已开始承认"大跃进年"政策的不可行并开始进行修改。而这个年份最可怕的是气候，官方媒体宣称：这个春天，自然气候恶劣。一如既往，大雨造成洪涝，给中原大地带来洪灾，而与此同时，吉林和河北省遭遇大旱。在四川，一支4000万的大军正在绝望地使小麦免于倒伏，能够收获。由于春天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炎热气候，这里的小麦严重虚弱。在河南，5000万农民正在同成群的昆虫大战，另有6个省遭受植物病虫害的侵害。早些时候的官方报告说，"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在江苏、安徽、福建、广东肆虐，后来转至河南，将北部和西部的河水汇集到人口密集的广东（人口1500 万）。成千上万的城里人不得不在堤防上抗洪。
但北京说，在广东周围地区有187人死亡，20万人无家可归，200万英亩土地因洪水泛滥被淹没。中国新华社上周报道，当地的会战口号是，"身边有共产党员，就不会被淹死。"但现在在征服水神时，还是少些空话大话为好。
中国的产量提高幅度领先于全世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标题如是说。当然，前提是：统计数字是可信的，而不是夸大的。1959年7月初，在它的年度《世界经济调查》中，联合国宣布，1958年红色中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比上一年跃升了65%。即使对这种统计数字并不苛刻的话，联合国估计中国产量的增长"看起来是正常状态的50%"。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据统计数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苏联快5倍。"那是值得注意的，"专家补充说，"粮食产量在播种区没有感受到任何增长。"
作为联合国总部的经济学家，很难向成员国政府质疑，更不用说对不是成员国的北京了。西方观察家云集香港，然而对联合国的最后结果都表示了明显的疑虑。他们自始至终对北京1958年的公告表示怀疑，而在1959年，北京宣称，它1959年的产量要再提高 40%。中国的政府现在正在报告干旱和瘟疫--在广东省--"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而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却在放高调说，它的每个居民都会得到今年食品的 4倍。旅行者说，即使在最好的饭店，肉和鸡蛋也很难有充足的供应，而在其他城市，肉、糖和鱼的配额已经被取消了。当红色中国在钢铁上实现"大跃进"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后院土小炼钢炉熔化生铁而完成的，北京官方的《人民日报》抱怨说，在有的省份，这种钢铁只有一半能用。
两个星期以前，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从全国37个主要城市来的党委书记在副总理李先念领导下，商讨对付新的危机。从今以后，副总理宣布城市居民将在城市 "郊区的大片土地"上开始种植自己的农作物。对于外人来说，这样的宣告意味着间接地证实了有许多人正在挨饿的报告。
二、公社制度
8月初，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厌其烦地研究着中国政府正在农村实现的公社制度。
15个月之前，当毛泽东第一次将他的设想在农村公社付诸实施时，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乐观地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大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逃到香港的难民说："他们告诉我，一旦公社走上正轨，就会供给所有人免费的饭菜，给每个人发工资，集中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有其他可喜的事情。"但数个星期之后，政府为保证公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贮备的粮食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农民们开始慌了。
在集体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被征集，不以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拒绝为额外劳动支付加班费，这些都使农民失去动力。北京出版的《人文周刊》承认："富裕的中农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的，所以在这场赌博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输光了'。"
劳动效率下降得越来越厉害。在陕西省，由4个公社分派去收割的社员把300吨小麦扔在地里白白烂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农民们不愿意出售他们的产品。根据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民留下自用的粮食比去年激增146%。
公社中党员严重的管理不善导致了劳动积极性的丧失。在认真执行中央大力提倡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和"大炼钢铁"号召的同时，公社的领导者们忽视了蔬菜、服装和纤维作物的生产。这些导致红色中国曾一度繁荣的出口贸易严重受挫。而蔬菜的短缺也是十分严重，上个月，中国的城市居民得到通知，......他们得自己解决粮食之外的其他食物。
更为糟糕的是，年轻的政府"农业专家"为公社制定了不可能实现的高产指标，这使农民和牲畜疲惫不堪，大量的耕牛死于过度劳累。至于农民，据广州出版的《南方日报》令人痛心的报道说："相当多的公社社员并不关心产量。"在6月份，农业部长发现自己不得不如实上报：从1959年到现在，栽种粮食的耕地比1958年增加130万英亩--而按计划这一结果应该为中国正在挨饿的老百姓提供至少1400万吨粮食。
8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于是下命令对公社进行"整理"。但是让人灰心的数据不断增多，北京开始由"整理"转向全面的 "整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做着艰苦的努力，要把几乎完全放弃了私有经济的公社体制回转成类似于旧式集体农场制度下存在的公有与私有经济混和的体制。
两个月之前，为了增加中国的肉猪供应，中国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养猪"，并可得到小块土地专门为猪种植饲料。为了恢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北京决定允许农民保留他们从类似养猪这样的副业中所赚到的钱，而且可以得到超额完成产量的个人奖金--在一些公社，还包括补发1958年的奖金。
中央强烈要求公社中的党员干部"同群众商议并充分吸收群众的宝贵经验"。但是当干部们真正坐下来同群众商量时，往往会有让人泄气的发现。某公社社员坚持他们更喜欢用现金作报酬而不是粮食，因为"钱可以按个人所需灵活使用"。一个刚刚从广州附近的家乡返回香港的中国商人带回消息说，公社食堂已经关闭，个人食品定量重又恢复，清早4点半军事化的上工行列也被取消。他说："虽然人们还是要从早忙到晚来完成定量的任务，但不再是义务劳动了。"
台湾当局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国民党总理陈诚宣布大陆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但香港的西方专家却并不认为北京已经走投无路。
三、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0月初，在美美、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安门上，曾站立过两个伟大的人，两个统治着地球上1/3人口的人。当快乐的姑娘们随着竹板的节奏翩翩起舞，9条巨大的布龙在60头金色的狮子后面回旋前进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晨光中面带喜色，一如往昔，和蔼、慈详。在他的身后奋力鼓掌的是俄罗斯的统治者--赫鲁晓夫，他前天专程从莫斯科乘喷气式飞机来为中国参加10周年庆祝。就在位于两位领导人后约一步的地方，隐现着高个，消瘦，脸色苍白的身影，他叫刘少奇，官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民众代表和共产党员在天安门城楼前前聆听毛泽东宣告，并发出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发抖吧！"。赫鲁晓夫从他一到达北京之时起，他就一直公开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排除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5次声明要求"和平共处"；在被特意提到的他的美国之行时，他声称："许多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正不得不被迫更多的考虑现实。"毛泽东微笑着，并鼓掌，但是没有回答。
然而大陆的回答似乎很明显。在国庆纪念游行队伍的高潮时，100辆墨绿色的坦克和144辆机械化炮兵车轰轰隆隆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眼前的马路上开过。路面上还响起 10万陆海空战士及9个民兵方阵整齐有节奏的步伐声。头顶上则传来155架中国造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轰轰声。游行以100人一排的70万名工人的充满威胁的呼喊："解放台湾！"结束。
就像和其他来自87个国家的贵宾一样，赫鲁晓夫也不能不被北京所展示的实力，不能不被璀灿的烟花、辉煌的宴席和簇新的建筑等所震惊，这一切中国的领导人想让人回忆起这10年的成绩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节日游行的背后摆着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最大、最性急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蹒跚着进入它生存的最为关键的一年。
四、1959年的台湾状况
1949年 11月一个令人痛苦的下午，当中国共产党横扫西南时，蒋介石委员长，身着长长的中式外袍，戴一顶灰色帽子，拄着拐杖，沉重地告别了那些留在身后的国民党官员们，登上他的C-54，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来到他最后的避难所--台湾。此时，他感觉到的只有凄凉。美国的空袭已经炸烂了日本人建立的工厂，粮食生产也在下降，士气处于最低潮，因为很少有人对统治了"二战"后中国4年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信心。看来，共产党统治这个岛屿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在国外的一笔最大的--不包括大量的军事装备在内--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蒋介石的台湾生存下来了。
现在，在远东地区，台湾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模范"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比战前水平高出50%；去年的水稻产量达到1894000公吨，比丰收的 1949高出680500吨；罐装菠萝的产量在9年内翻了6番，糖的出口则增长了30%。随着扩大了3倍的电力容量，成百上千的新工厂生产出纺织品、自行车、汽油、水泥、电车和其他现代化的商品。
它们都是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数字，但这里也存在着缺点。美国仍然承受着在7000至 9000万美元之间浮动的年贸易赤字，美国的顾问们害怕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国民党为对出口工业的投资采取新的刺激。为此在台湾的美国私人投资仅为 5400万美元，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台湾的外商投资法，还有部分是因为到处都是的"敲榨"组织，通过它们，一些官员似乎在决心把外国商业赶出而不是请进台湾。
在台湾的美国专家，为台湾总体上的经济进步而感到高兴，可尽管如此，他们对台湾不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商品的高产出高消耗不满。 "台湾用掉的太多，而节省的太少了，"一位美国专家这样说。台湾现有人口超过了1000万，并且其人口增长速度（3.6%）是全世界最快的之一。就是在土地开垦和灌溉上花费大笔资金，到70年代，现在吃得好好的台湾人，要么得少吃，要么就得开始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