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夺取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容国团成了英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国庆并列为这一年的两件大喜事。并将首个国产乒乓球品牌命名为红双喜，容国团开启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民族情感爆发的阀门。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在事业登上世界顶峰的同时，容国团还收获了爱情，在一次联欢舞会上，容国团邂逅了广东老乡，田径运动员黄秀珍，两人一见倾心，随后在北京的幸福大街，两人结为连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场不期的风暴降临。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回国，当他踏进熟悉的训练馆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昔日生龙活虎的练兵场如今堆满了杂物，乒乓球桌被竖在一边，上面布满了灰尘，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味道。红卫兵认为国家乒乓球队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因为所夺取的7个世界冠军奖杯都是资产阶级冠名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贺龙元帅被打倒，乒乓球队也被裹挟了进去，徐寅生、邱钟惠等一批顶尖高手都被列入了被批斗的黑名单。很快，关于容国团的各种说法也甚嚣尘上，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回忆说，按照当时的说法，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对容国团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作为运动员就是要夺取冠军为国争光，怎么现在为国争光成了最大的罪过了呢？
另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惹来了麻烦，特务嫌疑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一起落难的还有他的好友，同样从香港归来的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以及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被隔离审查。面对造反派砸烂一切的疯狂举动，容国团十分迷惘。当时，第 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他与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然而不仅请战书石沉大海，更大的风暴却降临了。
从1968年5月开始，体育界要进一步清理队伍，要求容国团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出国比赛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对于以乒乓球为职业的容国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不能打球的容国团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两位与他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好友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两人的死对容国团打击甚大。那段时间的容国团十分迷茫，他不断询问自己的队友邱钟惠:"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两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有错。
1968年6月的一天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这天晚上，照例有批斗会，但是他却没有参加。他离开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父亲，走向了离家不远的龙潭湖......从现场的"大前门"烟头判断，容国团在龙潭湖边至少徘徊了两三个小时，但是后人已经无法知道此时的他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挣扎，最终，容国团的生命定格在了这一天，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这样陨落了。
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容国团这样写道:爸爸、秀珍、小秋:我要连累你们，真是罪恶，咒骂我吧，痛恨我吧！永远忘记我吧。容国团死前，一共写下了三封遗书。除了留给家人的以外，其余两封分别写给了当时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和革委会。信中写道:"我中贺龙修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历史清白！最大的错误是两次站错队！不要怀疑我是敌人。向毛主席请罪！"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他这一生就是为乒乓球而生的，乒乓球没有了自己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然后直到今天，容国团的一些队友仍然无法理解他的死亡。他的队友邱钟惠始终认为容国团是他杀而非自杀，她说:"我了解容国团，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不会那么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还对容国团留下的遗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她认为以容国团的坚强个性，不会留下这样的悔过遗书。她坚信，容国团没有错，容国团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从香港回到内地没有错，为祖国夺取世界冠军也没有错，因此他也就没有必要认错，如果真是认错了，那也就不会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