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一农贸市场上，男孩坐在正修水壶的父亲身边。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Getty Images）
12月15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2010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将减少到80到100家，明年央企结构调整的目标重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此前，原《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曾指出，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中国特色"盘剥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以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与普通民营企业
周瑞金在接受SOHO地产公司的品牌内刊《SOHO小报》的采访时说，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21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由部分国有垄断企业和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以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描述的"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他们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的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尤其是，从去2008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中国"两会"上，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以"做大做强"、"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非公经济4%比中国8%的GDP增速给百姓的实惠多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给社会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解释说，因为在非公经济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
另外，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严重扼杀社会经济活力。
特殊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中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 50%-60%的财富。
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