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信息及出版事业竞争剧烈，杂志社刊物也是五花八门，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真的享有出版自由，可惜量多不一定质优，特别在新闻方面，常有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
胡绩伟，资深记者，胡耀邦时代《人民日报》总编，本文正是他对现时中国大陆出版自由的种种看法，以及从他个人所遭遇的出版「自由」，我们可清楚了解中国大陆出版自由的真实情况。
七月中旬，又来到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北戴河疗养区。由于今春这场萨斯疫情的肆虐，盛暑时期的北戴河，游人比往年少了许多。环境十分凉爽安静，可是我的心情却安静不下来。一个连一个的问题，缠绕在我的心头，令我难以轻松自在。
一个充满欺骗、谎言、到处弄虚作假的国家
为什么由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带动亿万群众前赴后继创建起来的国家，会是一个充满欺骗、谎言、到处弄虚作假的国家？我这里专指政治上的欺骗谎言和弄虚作假，不包括十分严重的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和社会上坑蒙拐骗行为。
刚过去的萨斯灾难，就是瞒真遗假的一场惨剧！害了国人，害了港台，害了二十几个国家，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场萨斯恐怖，不说它「罪恶滔天」，也是灾难之源，丢尽了中国政府的「面子」。幸亏新的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动员各界齐心协力抗击萨斯，终于突破封锁，揭开真相，惩办直接责任者，慌乱的情况才逐渐好转，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渡过了这场萨斯灾难。
老实说，萨斯在中国，不只是天灾，而且也是人祸。这次惩办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只能说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这两位直接责任者，是遵从上级「不准泄漏真相」的严厉指令。真正隐瞒不报的责任者还在幕后。
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导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新闻界的指导思想。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因而，长期以来，不只是新闻媒介，就是有关的党政部门，都形成一种「党性原则」。
只要中央宣传部一个什么审读会、吹风会、通气会，或者宣传部办公室的一个什么人的电话通知，说某件事不能报导，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传，上上下下就只能规规矩矩地照办，「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最高准则。
如果只惩罚下级的直接责任者，不触动这个宣传纪律和宣传权威，不惩罚指令他们隐瞒真相的上级，包括他们上级的上级，今后照样会「报喜不报忧」，照样会把轰动世界的新闻，压下不理，照样可以使全国新闻媒介对新发生的世界大事，一个字不登，一句话不说。
果然，不出所料，萨斯危机刚刚过去，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一场新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这本来是一国两制规定的民主权利，是香港人民的正当要求，可是，我国主持宣传大权的领导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觉醒，更怕引起大陆人民民主要求的觉醒，因而马上指示大陆媒体全面封锁。管你香港人民连续游行请愿，管你全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新闻媒介还是一天天按兵不动，一字不登，一声不吭。
试想：香港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23条」，接连又有各界数万港人的集会抗议，全世界人民都从报纸、广播、电视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国亿万人民从国内媒体上看不见，听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我们天天报导香港回归六年来「形势越来越好」，突然发生了五十万人的抗议示威大游行，不是太令人惊讶了吗！人们要问：是什么事让港人如此愤怒呢？
又为什么捂起来，不透露一点消息，怕什么呢？我们一再扬言「我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纪录是最好的时期」，这一下又露馅了！再想一想，我们这个靠外资外贸促成经济繁荣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轰动世界的大事上，又采取了隐瞒不报、掩人耳目的老把戏，还能取信于天下吗？靠这种欺瞒的手段能够稳稳地挤进世界强国之林吗？我们党的新的领导集团，如果不缓解对香港人民的管制，切实保证港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如果不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宣传纪律和「坚持舆论导向」的指导思想；如果不真正实行宪法规定的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今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灾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的亲身经历
对于我党我国长期扼杀新闻自由、大搞虚假宣传的历史，我可以算是了解得比较深透的。从二十岁参加革命起，我自始至终都从事新闻工作，没有改过行。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体会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闻自由，也体会过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自由。建立共和国后的新闻自由，更有长期的深切体会。
在「文革」以前，我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长期以来，中央党报是共产党的喉舌，我是党的驯服工具。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练，我开始由「听话的干部」变为「不听话的干部」。这时，我已年到六十。所以，我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当我升任中央党报总编辑时，正逢胡耀邦领导的新中央，逐渐开放了言论出版自由，也放松了对思想理论领域的控制。在耀邦的亲自指挥下，我如鱼得水，人民日报也开始了报纸改革的新时期。这时我觉悟到党报不仅应该做党的喉舌，还应当同时做人民的喉舌。在新闻工作的实践和理论上，我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到「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到「人民性高于党性，人民至高无上」的认识上逐步深化，逐步明确。经过八年的试验，运用中央党报这个最高宣传阵地，我们人民日报的干部大胆地首创性地进行试验。这一大胆的试验，扭转了我国长期没有新闻自由的历史。
虽然遭到重重阻碍，并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失败，而是共产党新的党中央的失败。尽管如此，正如胡耀邦领导的党中央在我党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十分光辉的篇章一样，人民日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纪录。这时，人民日报受到上下的普遍称赞，报纸发行量达到党报发行史的最高峰，达到630多万份。
当时，人民日报这一大胆的实践，主要就是冲破重重封锁，揭露共和国历史上、特别是「文革」十年的瞒天大谎，打开了这个毛泽东社会主义的黑箱。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反映了新的党中央先后平反了二十几年来的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为几千万各种名目的「反革命分子」伸冤昭雪，其中上百万人已经先后作了冤魂屈鬼。这些年，在闻名世界的种种大批判和种种反对反革命斗争中受到打击迫害的众多苦主冤魂也得到了平反昭雪。这些隐瞒下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血泪事实，揭露了毛泽东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专制统治的真相。
人民日报也反映了党中央陆续把多年来大张旗鼓地宣传得神乎其神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超英赶美的向共产主义过渡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真面貌一一揭示出来的情况。
随着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毛泽东时代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各种条条框框逐渐解除了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手脚和被禁锢的头脑，重新得到一些解放，新闻自由的闸门也打开了一点。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党内生活若干准则》被通过了。在他亲自领导下，人民日报和新闻界试探着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舆论监督。仅在1980年一年，人民日报就批评了两个副总理和四个部长关于严重弄虚作假、压制揭露重大事故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