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枪毙许多无辜的群众
1985年，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的陈佩华（AnitaChan）出版了《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她在1996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有多少人丧身，有多少人被打致残，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又有多少人被泯灭了良知和人性。但究其本因，并非是由于造反派的野心和年轻的红卫兵的无知。或当权者相互间你争我斗的权力之争，或群众被政治野心家所蒙蔽，或是封建思想和社会遗存的作孽。当然这些因素也夹杂其中，但主要的还是在毛统治下那扭曲了的人性。」这一论点可谓鞭辟入里，透过表象，直入本质。近几十年来，陈佩华所列举的文革历史的方方面面，逐渐积累出一部分档案和研究成果，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文革背后和深处的人性因素作出思考。剑平的英文新书《桑树下：一个女孩眼里的文革，是一部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回忆录。剑平的视角是「女孩眼里的」文革，所以，政治和社会历史，甚至扭曲的人性，都是她的最难忘记忆的背景；她一家人在文革中相濡以沫，不舍不弃的可贵人性，则是她要叙述的重点。
剑平的父母是共产党员，其父亲在抗战年代加入共产党，经历战争，曾经为日本侵略军俘虏并严刑拷打。1949年之后，他成为吉林省地方的高级干部。剑平在回忆录中，追叙了其家族的历史，包括父母的革命式的「包办婚姻」。在这一点上，和张戎的《鸿》有些近似。不过，《鸿》所注重的是历史的细节和具体与回忆的结合，剑平的笔墨则不在详细记录几代人的故事，家族的历史在本书中淡出在背景在外。她很快把视线落到现代，与她成长的岁月有关的年代。
1956年，剑平的父亲在担任长春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期间，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逗留了一年半之久。这段经历，本来是他政治前途的一个保障。然而，由于其所属发电厂的事故，以及随后他为保护技术人员而对于反右运动的评论，使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危险。结果，他被降职到偏远的北方小城白城担任轻工业局长。1961年，甫及一岁的剑平开始了高墙内政府大院中的童年。那是中国人面对饥荒的年代，剑平的一家虽然是政府干部家属，也不能例外，甚至要靠榆树叶和野菜赒济才能打发日子。然而，年幼的剑平是在充满革命精神的教育和熏陶中长大的。她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母亲是如何让她感受到在新社会有棉袄穿的幸运，教育她看着毛主席的画像，做毛的好孩子，她父亲则是如何在菜园里像一个农民一样浇大粪的。而她的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则被告知资本主义国家中儿童的不幸和悲惨，以便对新中国充满感激之情。不过，对于剑平，真正的温暖和每天的快乐来自她的奶奶。这位缠了足的古稀老人，才是她的救星和全家的顶梁柱。她照顾着五个孩子，每天操持家务，跟着做官的儿子，却要变着花样做掺者野菜的窝头，但从无抱怨。「父亲曾经和我们讲奶奶从前在山村里的日子。每天他醒来看见奶奶坐着纺线织布，晚上和奶奶道晚安时，她还是坐在那里不停地干活。父亲从小跟着奶奶走东奔西，对她的无穷的精力总是惊讶不已。挑猪食，打草，砍柴等重活，对于一个成年壮汉也是个挑战，可是奶奶却全包了下来。她所依侍的，不过是一双不满四寸的小脚。」剑平说，奶奶这个称呼，她每天喊不知多少遍，对她而言，这可不是祖母的一个通称，而是专门给她来称呼她的奶奶的。在这一段叙述里，我们好像读到了作者这个童年时代最最珍贵的记忆，以及随之而来印入心头的人生价值观念。更加重要的是，剑平暗示了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暴风雨中，当她的父母被批斗和关押的日子里，是忍耐和沉默的奶奶把全家团结在一起，用看似平常和微弱的人性抵抗了疯狂，以坚韧对抗了苦难和压迫。
1966年8月，当剑平进入小学时，中国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很快影响到每个人。身为党的干部的剑平父母成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标靶。在一场批斗会上，红卫兵对着剑平担任中学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叫喊：「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口号她太熟悉了，当年土改时，她不是也这样对地主这样斗争的吗？她拒绝承认任何罪名，因为她一生对党忠诚，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在一阵混乱和推搡中，她抗辩，她汗流浃背，终于昏死过去。此后，她被关押在学校，不断地写检查，被批斗。在她几乎要「过关」的时候，剑平的父亲（当时已经是白城市主要党政领导）被戴上了大叛徒和走资派的帽子，隔离审查了。一天，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大型批斗会。剑平的父亲站在靠近台中央，和几位市长书记一起接受批斗。「红卫兵轮番殴打他。他的鼻子流血不止。那里有当年被日本人打断的老伤。红卫兵可不管这些，其中两个把他的头硬往下摁，父亲胸前的钢笔也折断了。墨水和衣服上的鲜血搅在一起。」剑平的母亲被进驻当地的军人代表叫去谈话。那位年轻的军人向她推去一张「离婚申请」，逼她签字，「划清界限」，否则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母亲断然决绝：「我有五个孩子，他们不能没有父亲」。结果，她再次被隔离。
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剑平的奶奶做了一个决定，要去探望被关押的儿媳。两里路对于八十多岁的奶奶来说，遥远而艰难，而且，这样的探访简直是一种反革命的示威。可是，奶奶打定了主意，杀了一只鸡，做了一锅汤，在剑平的搀扶下，三步一歇脚，五步一停留，硬是闯进了禁闭室。「奶奶不识字，可她知道母亲身处患难之中。她弄不明白什么政治运动，可她深知自己的媳妇是个好人。就像相信和爱自己的儿子，她也是这么想自己的儿媳的。政治的乱局改变不了她老人家的想法。假如有的话，那就是促使她用行动而非言语表示出了她对亲人的爱和支持。」。「在农村，我见过数不清的坏天气，奶奶缓慢地说道，到头来，一切都过去了」。「奶奶临别前对母亲说，我真弄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可我一定会活到你和我的儿子平安回到家里这一天」。在回程中，「奶奶看上去累极了。她走得更慢了，停顿的间歇也更久。每走一步，好像都要花上大力气。不过我知道，在奶奶脆弱无力的外表下，她无所畏惧，充满了意志。我拉着奶奶的手，为自己在她身边而骄傲」。
文革还在继续。当剑平一家终于打听到，父亲被关在本县的军营时，孩子们思念更加强烈了。可是，探访父亲比奶奶冲破红卫兵把守的学校困难得多。持枪的军人守卫着军营，里面关押的都是走资派。不到十岁的剑平自作主张，一次又一次地去求轮流值岗的军人放她进去，也一次次地碰壁。终于，她得到了机会，「钻进」了营房，见到了父亲。「六个月没见到父亲了。敲门前，我屏住了呼吸。没有人应门。我小心地推开房门，探进头去张望。门移动的咿呀声引起了里面的人的注意。四双眼睛盯住我困惑的样子。他们看来至少和我一样惊讶。这些从前的领导干部，当今的走资派，披头散发，胡子拉碴。没有人说话。我认出父亲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的鬃绷床上。他张开了嘴，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这就是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和父亲见面的情形。虽然没有血泪，但是和她父亲挨斗被打一样，令人心酸。剑平的父亲是共产党中的所谓「三八式」干部，即在对日抗战中参加革命的无产者，属于等级仅次于红军时期加入革命的高级干部。当毛发动的新的革命运动对年轻人发出号召，打倒他当年的追随者的时候，不管如何宣传对他本人和党的忠诚，在一个小女孩的眼里，落魄失意的父亲所代表的理想和事业，已经和她奶奶所代表的老百姓的人性常道全然违背了。
剑平的回忆录是对她成长的年代和影响她价值观的种种事件的追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回忆也是作者整理自己对于历史评价的思路，努力去理解父辈的执着，并且抚平在那样的环境中受到的伤痛和委屈。她为了写这本书，花了八年的时间，以访问当年的亲朋来弥补回忆可能有的的不足和缺失，以亲情为表达的人性温暖在书中一以贯之，串联了他们家三代人，在文革岁月中的创伤和磨难。这是一个她个人的成功，也是对于文革历史文献的贡献。从陈佩华的初始研究到现在，近半个世纪间，海内外出版了各类相当数量关于文革的著作。在文革研究于大陆仍然存在某种禁忌的环境中，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张戎的《鸿》，巫一毛的《暴风雨中的羽毛：失落在混乱中的童年》，蒋吉丽的《红领巾》等，以英文原创为文革历史补白，再被翻译成中文；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则是相反，在中文版引起注意后，被译成英文。其余目前只是中文版的，其著者，早先有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近来则有李干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剑平的新着在存录文革历史的文献方面，继承了前辈和同时代人为历史存真的传统，以坦率和真诚，回忆童年，而且不回避父母的革命历史，尊重其始终如一的选择，把重点放在家庭和作为革命者的父母面对困境时，在家庭关系中的人性和平常一面，看似缺乏重大历史层面和画卷的深刻性，实际上留下了令当代人和历史学家思考的空间：一个人的命运，尤其是政治的命运，在历史的大潮中，有时是一种偶然的介入和必然的人生轨迹的集合。个人的选择，在政治制度和权威体制下，是有限的和被动的。因此，其政治生涯和公共行为，虽然最为明显，也常常成为历史记录和判断的焦点，但是，这些并不等于一个个人的全部。假如忽视了个人在家庭和其它私下场合里的人性质袒露的一面，历史的分析就不至完整。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为人忽视的人性暗流，文革虽是中国人的灾难，却不能将中国完全打垮。毛的力量可以使中国翻天覆地，令人性扭曲，但其一旦归西，中国的复苏并未等待多久。在这一方面，陈佩华的学术著作中记录的四个红卫兵是如此，剑平回忆录中的奶奶父母弟兄姐妹也是同样，虽然他们的经历在文革中的遭遇完全相反。
不同于正式的传记，回忆录（memoir/reminiscence）作为一种介于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文学体裁，以及自传中的一个种类，择取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而不必是完整的纪年体），以比较松散的结构，叙述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个人生活。这样的体裁，因为滴水见大海，有令作者易于驾驭的一面，但也暗藏了两个陷阱：其一，如何保持个性化的故事的独特性。这个问题，如果写回忆录者的身份是和重大历史与文化片段有关的政治家或者社会名流，则往往不成为大问题。否则就会带来难处。文革对于许多家庭的伤害有类似之处，所以，可圈可点之处就不在情节，而在每个人和家庭对于灾难的反应。剑平的这本书以人性为切入口，避免止于具体事件，是其成功之处。但是，作者从童年到青少年生活，也有不少在当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内容。如何既使之贯穿于回忆录的主线（一个女孩眼中的「文革」），又避免予人零碎和止于个人故事的印象（一个文革中的「女孩」），似还有改进的余地。其二，如何柔合「客观记述」（回忆）与「主观评论」（观点）并使之平衡。前者是当时性的事实（虽然学界公认回忆录不是纯粹事实的复述），后者是写作时回忆者的反思和判断。无疑，两者存在着贴近过去和拉开距离的矛盾，亦即同时引导读者进入历史和回到现在之思考的难题。有的回忆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甚至干脆假托小说的方式，则以第三人称出现的作者本人，可以化入他所回忆的过去，而议论和评判都显得充满「历史感」。比如《当我是个波多黎各人》本书没有回避上述内在的难点，所以，相当篇幅对于文革的主观评论和对于成长中遭遇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读者的思路也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中。正因为写作时的思维水平与视角是主观的和现时的，不可能用当时的视角，那么，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评判越成熟越好。剑平对于文革本身历史的评价和议论，和她的经历一致，显示她对此有长久和深入的思考。不过，在涉及一些其它历史事件时，有些行文虽然只是一笔带过，却未能采用比较新的研究动态，比如，在谈到1960年代初中国的饥荒时，沿用了「三年自然灾害」而且与苏联撤销援助有关的官方说法；书中也提到1930年代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正在为「推翻」蒋介石的政权而斗争。事实上，这用来说明1940年代的国共关系较为恰当。还有对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国内政策及结果的评论，基本沿用了从前大陆教科书简单化和政治化的说法。根据目前的新开放的资料，两岸历史界都在重新评价蒋的抗战策略，则此处似不必急于袭用大陆官方的旧说。当然，这些尚属枝节，和剑平着力所在，尚无直接关系。
剑平在一次访谈中感叹，关于文革历史的文献太少了。让更多像她的孩子一样的青少年了解那段历史，是她写下这部回忆录的一个动力。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来，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在为那段历史，那段在人类现代历史上仅有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清洗可比的灾难，写下民间的记录，日积月累，众人拾薪，至今文献不可谓不多。几乎和剑平的《桑树下》同时在美国出版的还有李墨英（译音）的《春雪》。八月十七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同时刊载了对于《春雪》和另一本类似题材作品《小跃进》（LittleLeadForwardbyGuoYue）的评论。然而，剑平的忧虑还是对的：我们至今尚未犹如犹太民族，全民回忆并留存大屠杀的历史；我们也还没有看到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于文革历史，在集体记忆方面，还有许多要做的。可幸的是，新一代海外学人在各自取得专业成就之后，视其在中国成长经历为珍贵的个人财富，更是中华民族不可忘记的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写作提醒人们不忘那黑暗的年代，以及苦难中不灭的人性光辉。和《春雪》和《小跃进》一样，《桑树下》也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这些英文读物，除了如同其先驱者一样，成为英语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也为许多在美国出生和成长，以英语为母语的下一代华裔子女，提供了寻根和延续历史传统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