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奇希望在书中打破一些传统的观点。
驻华外国记者是中国这一段历史的一群特殊见证人。他们来自美欧日俄等不同国家，在鸦片战争、诸侯割据、抗战和内战等不同时期为各自所服务的媒体报导和解读中国。
这个群体及其各个成员的在华经历，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无奇，无论是参与时局还是置身局外，无论是空降式采访报道还是长期驻扎式深入体验，这本书给了系统、细致的描述，同时也展现了不同时期在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法兰奇出生在英国，20多年前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至今。亦文亦商。
BBC中文网记者王荣通过电话与法兰奇作了访谈：
问：你本意是把这本书当作历史书来写，也希望读者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吗？
答：我确实希望读者把它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我还希望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意识到，驻华记者早就有，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我觉得现在的人在"中国故事"面前有点昏了头，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很久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曾经是国际媒体追逐的头等要闻之一。
问：昏了头是指什么？
答：指的是现在有许多人宣称今日的"中国故事"之重要史无前例。我这本书要说的是，那是无稽之谈。去翻一翻外国记者曾经写下的中国报道，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报道，你就会发现当时绝大部分西方报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每天刊登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比今天多。
问：数量上更多，内容呢？总体来说是不是质量更高？
答：那倒不一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报社派到中国的记者人数更多，现在主要的新闻机构在中国设一、二个人常驻的记者站，过去曾经有八个人甚至十来个人。像《纽约时报》那样的大报那时候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都有记者站，不只是北京和上海。大部分外国报刊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都有记者站。现在没有谁那么做了。
问：这是不是跟现在的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的政策有关？这是否至少是一个原因呢？如果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采取彻底开放的态度，会不会出现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鼎盛"情景呢？
答：不，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那只不过因为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新闻角度讲比现在是个更重大的故事。今日中国基本上一致被当作一个经济或商业故事来报道，或许还加上一点地缘政治、地区势力角逐的成分。而反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那段时间，新闻报道的着眼点是这个国家是否还能凝聚为一体，是否会像倾泻的散沙般分崩离析。不管你用什么尺度衡量，我都认为那时的中国故事比现在更重大。
问：就是说你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故事在重要性上跟过去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答：对。现在我们谈论中国，或多或少围绕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体。今天的驻华外国记者假如要报道谁在掌控中国，可以到北京去找时任政府领导采访。如果在1920年代，你去找谁采访？你可以也必须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采访，但他们并不掌控大部分中国。你也可以找当时盘踞各地的30来个军阀当中的一个采访，他控制的地盘面积或许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而不听命于任何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个统一国家，我们有时会争论省市地方官员有多大权力，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听从北京的命令，但这跟军阀割据时代完全是两码事。
勿忘历史
问：除了重现历史，这本书还有什么目的？
答：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不要忘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政府确实跟外国记者合作过，至少在1911年到二战之间那段时期确实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跟外国记者合作很密切，主动跟外国媒体保持良好关系，那种示好的态度现在绝对看不到了。当时记者要找最高级官员相对比较容易。蒋介石在南京或他当时所在的城市定期为外国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据我所知，胡锦涛从来没有专门为外国媒体开过记者会。
问：毛泽东在那个年代也曾在延安接受过几位外国记者的采访。
答：那又有点不同。当时的情况是那时候有几名外国记者获准跟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时候，在长征期间，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希望媒体有正面的报道，也很愿意跟接近外国媒体，不光是对喜欢他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那些媒体。他那时会跟范围很广的一批媒体接触。周恩来则跟所有的媒体接触。当然，1949年以后他们就谁都不见了。这本书结尾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媒体在场。
问：你在书中描述了一群各具特色的人物，背景、经历、性格、品质、价值取向等各不相同的外国记者。他们中很多人的经历富有戏剧性。不过，作为一个群体，你觉得跟今天的在华外国记者群体相比，这些人有什么突出之处？
答：就拿1911到1949年那段时间和现在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当时的外国记者可以选择站在谁的阵营，现在的驻华外国记者没有也不做这种选择，除了几个为中国政府媒体工作因而严格来说不能算外国记者的媒体业者，其他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中国政府总体来说并不受外国媒体支持，但也没有其他阵营。二战前的中国有各种对立、冲突或互不相干的阵营、势力或者派系，外国记者可以选择亲哪一派。有些外国记者程度不同地靠近左翼，从倾向于左翼到公开支持共产党。有些人在中国至今仍被人记得，是因为政府允许大家记住他们。除了这些人之外，当时大部分外国记者有不同的立场，有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也有支持其他势力的，还有人站在日本的立场，还有些外国记者选择跟自己的国家保持一致，支持自己国家在中国租借地的权益等等。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大都很坚定、明确。
法兰奇是AccessAsia信息服务公司创办人和发行人。
今昔对比
问：今天的驻华记者是否至少面临中国立场和西方立场这两个选项？
答：涉及到你在中国支持谁、采访谁、报道谁的问题，自然有不同的"阵营"。不过，跟1949年相比，不同的声音显然非常有限。当然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由一党执政。
问：你把49年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按照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分为三类，今天的在华记者群体是否也可以大致做类似的区分？
答：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两类今天仍然存在。一些驻华记者花功夫学过中文，或者由于学业背景，或者出于个人兴趣，最终被派到中国采访他们最感兴趣的国家。这是一类。他们通常在中国会住很长时间，期间或许会跳槽，给不同的媒体工作。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较深。另一类是飞来飞去的记者，就像过去搭远洋轮船来去的那些。他们到中国只是为了报道某件事，或者短期采访。这些采访报道可以很好，也有不少根本不着边际的。现在和过去都是如此。长期扎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这些来了就走的记者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些微的竞争，或者说嫉妒的成分。前者毕竟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沉浸了相当长时间。第三类就是那些真正在中国扎根的记者。他们通常为当地出版的外资媒体而不是国际媒体工作，那可以是英语报纸，或者某个欧洲语言的刊物，基本上都以上海或北京为基地。许多人真正融入了他们所采写的环境，对中国的认同程度很高。这个群体现在几乎不存在了，原因就是现在在中国没有不同阵营可以加入，也没有外国人在中国自己办报的环境和条件。
问：那么谁是你最喜欢的当时的驻华外国记者呢？
答：我可能倾向于那些我认为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还有，在我看来具有合理的同情心的那些人。有一个在中国呆了30年的美国记者，叫约翰‧鲍威尔。他是密苏里人。他在一战爆发时到中国，然后就一直呆下去了。二战期间被日本人抓去关了一段时间监狱。他办了一份刊物，叫《中国每周评论》。我认为现在它还是举世无双的。这份100页的刊物每周就中国时事提供深度报道。后来鲍威尔开始为蒋介石政府宣传。为什么他支持蒋介石呢？可以说就像许多美国记者一样，他信奉共和理念，愿意看到一个大陆经济体摆脱王朝统治，开始工业化，以联邦形式组建国家。这对美国人来说很合心意，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位，彼得‧弗莱明。他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绅士，在中国到处跑，到处看，然后用独特的英式风格写作，写出来的东西看似他事先没有做任何研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为谁着迷
问：那段时期的驻华外国记者的历史有什么那么让你着迷，以至于花那么大力气把它写成书呢？
答：在我看来，任何人如果想理解中国的今天，都应该了解其历史。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不懂历史怎么能懂得现在？我最近注意到伦敦《泰晤士报》网站上登出了该报历史上最知名的记者之一，彼得‧弗莱明在1930年代写的文章。弗莱明多次到中国，并曾穿越现在的新疆。他当时写的那些文字，对试图理解新疆，尤其是今年发生骚乱的背景下试图理解这个问题的人，在我看来很有必要重温，应该透过他的那些文字来看今年的新疆问题。当然，记者笔下的不能称作历史。有人曾说，新闻是历史的原始版本，但这并不妨碍后人重温昔日的新闻，当时记者记述的遭际、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官员30年代对记者说的话，对理解今天的新疆局势仍有很高的价值。
问：刚才提到记者在中国选择不同的阵营，不同的立场。那么如果说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倾向、取舍和偏见，你是否同意？你刚才还提到不相信新闻的客观、公正性，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
答：如果你像我一样读了那么多过去130年来外国记者采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怀疑你对新闻的客观公正性的信念也会有所减少，至少会动摇。我认为他们对客观公正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都是带着母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展开的时政来到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母国的政治贯穿体现在他们的一切文字中。
问：你是否同意你自己也有偏见呢？
答：同意。我只希望我的偏见是符合读者利益的。首先，我要筛选出最有意思的人物，最引人入胜的经历，省得读者自己去各处搜寻。如果我不带一点个人主观判断，就得拉一个长长的名单，优秀的和蹩脚的都混在一起，你自己去看。显然，我选择的时候会选我认为最有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过，我始终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深入研究那些战争年代转向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那些外国记者，就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受到三十年代大萧条打击的美国和欧洲，西方政治上左、右对立鲜明并导致重大事件，比如西班牙内战、苏联的崛起，等等。他们到中国是带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影响，由此对中国的这个事业或那个主义产生同情，这都跟他们各自母国的时政有密切关系。他们的这些经历显然在文字里流露出来。我呢，在2009年的某一天，坐在中国的一个房间里，思考时事，思考当年的记者里面哪些人写的东西今天读来还有意义，哪些可以称作珍贵的遗产。所以，这个选择当然体现我的主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