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新办公楼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住宅区以西大约一公里，坐落着一幢没有标志的大楼。入口处没有招牌显示楼内办理何种事务。大楼使用者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不过，在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执政60周年之际，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在悄悄庆祝。这个组织即便在中国国内也鲜为人知，它被称为中组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30年动荡的经济转型，它已成为共产党执政必不可少的组织。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拥抱市场，推动了高速经济发展和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公民在很多方面都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任何时候更为自由，也更为富裕。他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出国旅游，购置房产和轿车。然而，在经济和社会的某些层面放松管制的同时，党下了一番功夫，确保自己紧紧抓住它权力的杠杆。
党仍然直接控制着军队和媒体。中组部是其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掌握着各级政府和行业的人事大权。市场经济所释放的自由，非但没有削弱该部门的地位，反而令人事控制在权力角逐中变得空前重要。高层官员相信，有能力审查政府官员对领导层的忠诚度，对于党在未来持续掌握执政权是至关重要的。
自 2007年年末以来，中组部部长一直由李源潮担任。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中，他的思想相对开放。李源潮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短期进修，在解放思想、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方面，他站在了最前沿。不过，他在组织部的日常职责还绝对是老一套。
中组部复制了前苏联所称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即一份组成共产党统治阶层的党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有资格在政府控制的各个领域担任要职。"制度完全从苏联照搬过来，但中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广州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表示。"中国做得更为彻底。（党）想要领导一切。"
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沃尔玛(Walmart)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的法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Yale)、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库的领导。
在中国，所有的对等职位都由党通过中组部任命。除了少数几位象征性的非党人士任命，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士都是党员。不仅如此，审查过程是闭门进行的；宣布任命时，中组部也不对任命的依据作任何解释。当中组部否决候选人晋升时，它同样秘而不宣。
通过该部门施予的、以最有权的党和政府职位为形式的恩惠，使其成为体制内最激烈内部政治角逐的平台。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各派系集团、中央和省，以及附属于不同部门和产业的个人，无不竭力把自己人安排在政府机构中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
"如果腾出了一个局长职位，北京的许多高层官员都会想让他们的自己人填补空缺。这种时候，中组部的任务会很艰巨，"知名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Annals of the Yellow Emperor)主编吴思表示。"选拔本应以德才为依据，但实际上它变成了考核你与该部门的关系以及你的后台的地位。归根结底，你无法绕开组织部。"
在政府职位人选未经选举或公开竞争产生的情形下，确保任命的幕后角逐，就成了中国政治的精髓。作为此类争议的"清算机构"，中组部不仅成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机构中枢，也已成为围绕各项改革的战场--这些改革对党的现代化建设十分关键。
不断相互角力的紧张局面，妨碍了党的现代化进程。政治局力图实现最高官员选拔程序的专业化，但同时又作出惠及亲信和亲属的任命安排，从而破坏了专业化进程。在地方上一人独大的官员则更加明目张胆地无视规则，建立了通过买官牟利的市场。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组部已与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建立的那个组织大相径庭。任命规则已编列成文，形成70多项条款，读起来颇似法律。晋升与工龄、教育水平和每五年必修的党校课程挂钩。
担任省长或市长等职的官员必须接受评级，依据是一长串看似由管理咨询师拟定的数字指标。经济增长率、投资、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量以及公共秩序，理论上都是绩效评估标准。
中组部已摆出资深跨国猎头公司的全部架势--利用心理测试和测谎仪，并与考虑提拔的官员的同事作秘密面谈。在党内的现代派看来，制定考核标准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把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至关重要。
但这些规章存在漏洞。比如，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最终，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人注意到你，"该部门的一名顾问表示。"不存在什么科学的制度。反正在这些复杂的评估中，几乎所有人的得分都一样，因为如果你不一样，你的上司就会难堪。"
中国高层领导人长期以来掌握着特定部门和行业的大权。前总理李鹏曾是电力行业的长期统治者，他的两个孩子在该行业一路晋升至实权职位。另一位前总理朱镕基曾负责金融业，这使他能够任命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自己的儿子也担任了中国最大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的高薪总裁。
科技部门则由党的前总书记江泽民把持。他撇开了中组部内的专家，而将自己的亲信安排至高层，并扶植其子担任上海科技部门要职。不久前，在能源部门高层的任命上，某些主管法制和国家安全的政治局成员也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过去十年来，党试图超越裙带关系，转而注重能力。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手段绝对是一种老式做法。中组部对有发展前途的官员作压力测试，派他们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政单位之间轮岗，只有在他们经受住考验后，才将他们调回北京，安排进中央权力机构。
中组部在逐渐掀开其运作的面纱。不过，改变旧习惯谈何容易。今年，它任命了一名发言人，但迄今尚未公开此人身份。尽管再三请求，但中组部还是没有答应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公众能够与北京中组部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其唯一列出的号码12380（该号码有一段录音）或是网站，报告任何"组织"问题。
李源潮的朋友曾开玩笑说，在他们眼里，中组部的保密做法显得荒谬。他们想问一问身为中组部现任部长的李源潮。"我们还是地下党吗？"他的一个老友大声说道。随后他坦言，他可以与李源潮谈论任何事情--但工作除外。
买卖官位
当邻近香港的商业城市深圳市市长许宗衡6月份因涉嫌腐败被罢免时，该案的很多情节人们都很熟悉。许宗衡仍在接受调查，他被指控用批准建筑项目换取贿赂，这是中国贪污控罪的标准罪名。
但对许宗衡的另一项指控，则令中央政府的反腐官员更为担心，那就是，许宗衡的市长职位是买来的。买卖官位在中国地方政府中非常普遍，但买卖市长这样高的职位还很少听说。深圳是中国最富裕城市之一。
在小地方，最受欢迎的待售官位是党委书记和地方组织部部长。这两个职位都拥有极大的自行决定权，能够任命下属官位，以换取钱财。
吉林省组织部的一份内部书面文件，坦率列举了这类交易中的贿赂、腐败、欺诈和不择手段的利己特征。英国《金融时报》得到的这份文件，将升职竞争描述成"四种赛跑比赛"，破坏了组织部规章制度。
在"短跑"中，官员们投机性地抓住领导层重组的机会，游说上级官员提拔自己。在"长跑"中，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巴结奉承领导，并且会进行人情投资，比如招待上司、送礼以及帮助上司解决问题"。
"接力"赛则需要召集"来自亲戚、朋友、同学以及老乡的多层次推荐"，以接近领导。在"障碍赛"中，官员们会越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往往利用已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代表自己对组织部施压。
1994年到1999年曾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张全景告诉中国国内媒体："经历过战争时期的老一辈高层官员与年轻一辈不同，年轻官员往往只为自己考虑，并且主要是为了追逐权力、工资、地位、住房和医疗。这种思想引发了嫉妒心理，助长了买官升职的风气。"
2007年，四川发生的一起案件显示了这个官位市场的价值：一名男子假冒某组织部官员，打着可帮忙谋官的幌子，从当地一名官员那里骗走了6.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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