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文革前。一个精神食粮匮乏到儿童连环画都没有的时代。
儿时最喜欢的是翻看父母的影集。从那本全是发黄的黑白照影集里，我认识了父亲的二哥，我们叫二伯。
二伯当时在哪里？为什么不和我们家来往？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唯一听说的是二伯聪明又有才华，并且很年轻就在中华民国的邮政局谋职。父亲三岁时死了爹，七岁时死了娘，是二伯照顾父亲长大成人，按理我们应该跟二伯一家来往极其密切啊。
大人们越是不说，我就越是想知道。有关二伯所有的不解和好奇，就这样，一直憋在心里几十年。
直到九十年代，大约是1997年，整整断交四十三年之后的二伯与父亲才重新交往！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四十三年呢？事实上，二伯就在重庆的邮政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父母亲是一直知道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会使得手足之情恩断义绝四十三年不通音信？
亲人变成仇人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我母亲在家乡的私塾里长期读书，是乡里公认秀外慧中的美女。1949年我外公去世后，家乡闹土匪，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母亲只好来跟她已经订婚多年的未婚夫来到重庆。
父亲很快就去了中共的第二野战军开办的军事大学读书。当时他的入学动机是为了在共产党的军事学校里，吃饭穿衣不要钱。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吃饱穿暖，远没有毕业，就立即被送去了朝鲜前线，成了“强迫”的志愿军，帮助先发动韩战的金日成，去跟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开战。此后韩战四年，父亲音讯全无。
母亲后来考取了重庆财会专科学校。还没有毕业，就被重庆建设银行选中，职业是出纳，后来又成为会计，这就是她一辈子的职业。
浴血奋战4年后，泪别了那些死在异乡的生命，那些中共真正的炮灰，父亲幸运的回到中国。直到这时，母亲才有机会将这些年来的遭遇告诉父亲，从此，父母跟二伯一家就彻底断绝了联系。
提起母亲的遭遇，不得不提我外公。外公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也是当地中医协会的会长。平时广结善缘，给穷人看病不但不收任何诊费，有时候还帮忙付草药费。他省吃俭用而薄有田产。
二伯的太太，我们叫二伯娘。说起二伯娘还是外公的远房亲戚。二伯娘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道中落后，就投奔到了我外公家。在外公家里一待就是两年，白吃白住。
那时的二伯娘虽然只剩下地主家小姐的名份而没有了地主家的财力，但她极其要强，不甘贫困，非常希望重新出人头地。
才华横溢的二伯时任民国时期的邮政支局局长，自然有很多女性追求者。二伯娘这个乡下姑娘，用尽心机的算计了情敌，最终嫁给了二伯。不幸的是，共产党来了，二伯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部属，眼看就不吃香了。
二伯娘为了往上爬，又想到了去讨好一位中共的南下干部，当时的一位邮政总局头头。
她明知父母从小青梅竹马而且当时已是公开的未婚夫妻关系，但还是怂恿母亲嫁给那个共产党干部。母亲断然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明言自己一心等待还在朝鲜打仗，生死未卜的未婚夫。
二伯娘借机往上爬的美梦又破灭了。她当然非常不高兴，于是工于心计的二伯娘，使出了所有手段来陷害母亲以泄私愤。
从此她写“揭发”信去母亲工作的银行。在信中，她编造事实，不仅仅诬告我母亲是地主，还列举了很多伪造的证据和证人。
那时候，揭发诬告，整人害人就是大义灭亲，就是靠近共产党组织，就是立场坚定，就是有觉悟。揭发诬陷他人无罪，证据可以编造，就这样，红色恐怖下的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造就了几千万的冤魂。
当时二伯娘提供的最致命的伪证之一就是，外公是1946年去世的，母亲当家三年，坐收地租，是主要的剥削者，当然就可以划分地主成份。如果查证属实，母亲不但会失去工作，而且会被押解回家乡劳改和批斗，会下场惨烈。
可事实上外公是1949年去世的。共产党的工作组下乡去调查了三次，访问了很多人，特别是还跟当地贫农调查取证，跟外公家以前请的长工调查，终于证明了母亲本人不是地主，从未收租。
第一个大难刚刚逃过去，第二个又来了。
母亲到重庆的时候，曾经在二伯家里寄存了几件贵重的衣物和被盖蚊帐，那是外婆当年的嫁妆。二伯娘就写信诬告说，这是母亲作为漏网地主逃避土改斗争而藏到她那里的财产。结果母亲就吓得不敢去要回本来属于她的东西，不承认这些东西是她的。
二伯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看出来，母亲又实在想要回来本属于她的东西，就对我母亲说，你就写个借条，算是你跟我借的吧，外人问起来，也有个交代，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善良单纯的母亲写了借条取回了她的寄放物品后，二伯娘立刻又拿着母亲的借条，写诬告信到母亲工作的银行，胡说母亲借东西不还。
母亲有苦难言，逼得委屈求全只好认错，并且赔偿了一百四十元人民币。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母亲半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可母亲还要用这点微薄的工资养活外婆，供她弟弟读书呢。她只好四处借债，捱过了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日子，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赔偿的巨款。
在二伯娘的多次的诬陷和揭发下，后来母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本人在1984年拿到右派平反通知时，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内控右派，不带帽子的右派。
二伯娘在外公家白吃白喝两年，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在共产邪说的教唆下，到处揭发打击地主来表现自己积极，从而掩盖了自己地主家庭出身的问题和保住了自己妇女主任的位子。她革自己亲人的命，不惜用亲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在共产党的人肉宴席上分了一杯残羹。二伯娘原以为，自己这样血口喷人似的大义灭亲，就可以洗脱自己的“原罪”，可以争取一个好前程，可是命运却捉弄了她。
天理难违！眛良心的二伯娘，干了很多缺德事。终其一生，得到最大的报应是，仅有的两个女儿，一个是疯子一个是先天的傻子。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死在他们的前面。这其中的一个疯女儿，本来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被二伯娘一个巴掌打成了疯子。
二伯曾任国民政府时期的邮政支局局长，这在共产党的眼里，原本就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历史污点，当时叫历史反革命。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嫌帽子。
二伯在中国大陆沦陷前，曾经到香港住了三个月，目的是想投奔朋友并在当地找个工作。结果工作没有找到，朋友也不帮忙，灰溜溜的回到重庆。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二伯都是一个被批斗整治的靶子。二伯在香港三个月的经历，是个跟中共及革命委员会交代不清楚的重大历史疑点。共产党怀疑二伯早已经里通外国，在香港被发展成了国民党特务。这在当时是，个人历史不清白，有特务嫌疑的重大问题。
可惜通晓四国外语的二伯在中共的统治下，一生的前程，都是被这个里通外国的特嫌帽子给毁了。
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我的几十年的不解才真正有了答案。我才真正明白了共产党的本质和邪恶。家庭出身地主，成了生下来就带有的原罪；到过香港，就是里通外国的特嫌。我爷爷是地主，1932年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但当时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父亲却背了一辈子地主家庭出身的黑锅。
共产专制下，大力提倡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这就是鼓励亲人互相揭发，就是制造恐惧和煽动仇恨，就是逼你沦丧道德底线无恶不作。我们家里的惨痛经历，就演绎了在共产制度下，亲人之间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诬陷，反目成仇，以至于四十多年不通音讯的人间悲剧。
共产邪说完全利用了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和贪婪，让你昧着良心的干坏事。我们这一家是受害者，二伯娘的一家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大陆的中国人，谁又不是受害者？
一路看来，斑斑血泪。
共产极权不倒，共产专制不除，我们的噩梦不断。
这是几代中国人，用几千万个青春和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
2009年11月写于澳大利亚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