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事实
（一）爱国学生也害国
五四那一天，北大的学生烧了赵家楼
五四那一天，北大的学生烧了赵家楼
许德珩回忆说："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后来竟火烧赵家楼。东汉的大学生刘陶、北宋的大学生陈东、晚清的大学生康有为都领导过请愿，都没有干过打人放火一类的事情。所以说，爱国学生也害国。
（二）卖国政府未卖国
都说五四请愿是因政府卖国引起的，都说当时的政府是卖国政府。然而在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卖国。不仅如此，整个北洋政府其实都没有卖过国。台湾是清政府卖掉的，蒙古是蒋介石卖掉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国土是毛泽东扔掉的，日本应当向中国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是周恩来做人情拒绝掉的。五四时期的政府不仅没有卖国，而且很爱国，有两个表现：一是爱国土，二是爱国民。 因为爱国土，而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条约面前拒绝签字，是因为政府愿意依靠民众，至少是愿意听取民众的呼声。在是否签署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与民众合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真是难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资料这样记载：6月28日，晚8点左右，徐世昌请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的坚定和激情，徐世昌说："政府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徐世昌总统在为难之中，与请愿民众零距离接触，倾听请愿民众的意见，痛下决心答应"不签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反动军警不反动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员警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员警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世界上有这样的反动军警吗？
再看发生在武汉的故事："闻文华于戳伤学生时，当场将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缚校内，经许家棚署长再四要求服礼，始行释放。文华学生被捕二人，致激动学生公愤，全体将四署围绕，勒令放回，许署长见势赶紧释放，一再赔礼，各生始散。"这样的军警反动吗？
还是在武汉，"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营中，后旋由该七团三营营长贾万兴（河南人）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弊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演讲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逢人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摒息倾听。" 这样的军警是反动军警吗？
再看看山东，12月，济南军警打伤学生，教师宣布将要罢教，"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快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准了，也能叫反动当局？
再看天津："在端午节的下午，她们两人（郭隆真、张若名）到监禁男代表的那边，一同举行娱乐和宴席。宴席前，一个代表提出要买酒，看守所长答复说这里严禁任何人饮酒。他们发觉看守正在饮酒，就提出质问：‘不许任何人饮酒，为何允许看守犯所规？'弄得这个所长没办法，不一会儿，送来了他们要买的酒。"这样讲道理、通人情的员警也能叫反动员警吗？
（四）大学校长不负责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递交辞呈。教育部尚未来得及研究， 5月9日晨，他便离京出走。给北大师生留了个便条，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大概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未获批准辞职离岗。13日，大学校长联名递交辞呈。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熔，未获批准，在递交辞呈的当天，即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
大学校长当然有权辞职，但是，辞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离校出走，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见先例。孔子、秦桧、朱熹都当过大学校长，他们干过这种事情吗？
未经批准就辞职，这是不负责任，这是擅离职守。这样的大学校长能教出好学生来吗？五四之后，中国的苦难愈加深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五）文学领袖少思想
五四时期，文学家占领了政治舞台，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时期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号，什么"布林什维主义的胜利"，什么"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么"打倒旧文化"，什么"劳工神圣"，等等，没有什么思想，没有多少理论深度。他们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根本没有做认真思考，仅仅从外国人那里引进一些时髦的口号，就企图指导中国的社会发展。
袁伟时说得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驭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共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过高，不适当地贬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把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二、五四精神
（一）流氓政治
请看许德珩的回忆："‘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禁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
从罗章龙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事前说好的。罗章龙说："我们事先已经约定，不要打死人，因为打死人就不好办了；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
（二）法律上耍无赖
梁敬錞回忆说："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32人也好，3000人也好，没有一个真正敢于负责人的人，假自首，真起哄，面对法律责任，其精神状态不仅无赖，而且卑猥。
（三）法西斯倾向贯串始终
"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为什么要拳打傅斯年呢？无非是有不同意见嘛，有不同意见就动拳头，与军阀有何区别？如果说这就是法西斯，那当然还不够格。但是，说这暴露了学生身上的法西斯基因，也是说得通的。
下面的栽赃陷害就离法西斯不远了，据记载："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词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两个月后发生在山东的《倡言报》事件，就完全属于法西斯行径了。有资料记载：山东《倡言报》唱反调，批评学生"狂热"，7月21日上午9时，"济南学、商、工、农及市民共约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群众齐奔《倡言报》馆，将其主编、经理等一一缚住，背插亡命旗，上书‘倡言报馆卖国贼 ×××'，游街示众。此后，济南戒严司令马良捕杀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马云亭等三人。"
他们不是提倡科学民主吗？为什么一听到批评意见就暴跳如雷、大打出手？这不是民主，这是法西斯。
三、五四的教训与宪政道路
如果五四是追求宪政的，中国当时就有可能实现宪政。当时的政府对民众是很温和的，是愿意倾听民众意见的。军队中一些将领对民众也是开明的，吴佩浮还发表通电，主张对学生要宽大处理。中外"反动势力"根本就没有镇压民主诉求的意向和行动。更重要的是，当时已经确立了言论、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集会、结社以至组织政党的自由，如果五四运动的领袖集团和骨干力量真心诚意地要求实现民主宪政，是会取得极大成果的。
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仅仅空喊民主口号，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民主诉求，比如改善民生，元首直选，改选国会，扩大选举权范围，公正选举，裁减军队，军队国家化，保障司法独立，行政公开，严格财政程式，等等，一个也没有提出。不仅如此，他们的民主口号也仅仅装在手电筒里，只用来批判别人，不用来要求自己，在自己内部没有任何民主表率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歪曲事实，栽赃陷害，挑拨是非，煽动暴力，这样，运动的发展就与他们高喊的民主口号南辕北辙，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帝国主义以及中国政府明明愿意倾听民众的意见，陈独秀却根本否定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和谈，说"两个和会都无用"，并于5月26日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文章（即《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号召"用强力""打倒"当时的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中，中央政府一枪未发，一人未杀，你陈独秀有什么理由要"用强力"打倒政府？是的，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权利。但是，在政府愿意妥协、愿意改革的条件下，人民就自然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权利。陈独秀是何等聪明之人，这样的道理也不懂吗？是假装不懂还是利令智昏？
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进程没有完结，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记取五四运动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一，文学家不能领导政治运动。文学家的特点是想像力丰富，缺点是容易用想像代替事实。文学家参与群众运动，可以活跃气氛，激励士气，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文学家领导群众运动则会用想像代替事实，制定出不合事实的目标、纲领以及计画，导致运动失败甚至完全走向反面。
当时明明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办报纸和组建政党的自由，鲁迅却说当时的社会是"铁屋子不透气"。明明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却能捏造出一个王敬轩，并煞有介事地声讨批判反动文人王敬轩。你们说，这样的文学家怎能领到群众运动吗？
第二，意图推进民主宪政的人，自己必须首先按照民主宪政的规矩办事，要求政府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比如，你要求政府不要以言治罪，那么你自己首先要能宽容不同意见，不要一听到批评就骂娘甚至动拳头；你要求政府不要腐败，你自己首先就不能搞腐败；你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你自己首先要依法办事；你要求政府向民众妥协，那你自己首先应当学会妥协；你要求政府不要搞冤假错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搞冤假错案，不冤枉任何人（包括政府）；你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变革，那么在你的小圈子里，你就应当实行民主变革，不搞个人独裁。也就是说，不能将民主宪政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有我们大家都放弃手电筒主义，社会才会进步，民主才能上轨道。
第三，遇到开明的、愿意向民众妥协的政府，应当尽力合作，不要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