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积弊之深并未能因教育部长易人而稍有改观，回观二○○九年教育新闻，最有影响的有两件：其一，上海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因贫羞交迫，无奈地自杀了，留下“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的警世哀言；其二，山东初中生张继鑫因翻校墙外出买食品被巡夜教师拿获，接受罚站后冻死在零下十度的户外。相较而言，后者造成社会的冲击波远强于前者，因为张继鑫是未成年人，并且被教师的施暴权力迫害致死。
对于张继鑫事件，知名评论家单士兵先生痛指为“教育杀人”，并对奴化教育进行了深度反思，称曰：“学生在长期粗暴简单的奴化教育下，就越发被驯服得更加顺从。”更令整个国家蒙羞的是，对张继鑫迫害致死的巡夜教师自事件发生后就受到校方的保护，校方辩称“两位教师并没有在处罚张继鑫后去喝酒”。
教育行业名列“缺德第二”
张继鑫事件至今尚未调查清楚，巡夜教师处罚完学生去喝酒的惯例继续被改写，校方甚至暗示张继鑫逃离了罚站现场导致隐蔽地死亡。校方声称：“二十一点二十分左右，他们还在宿舍外巡视过，并没有发现张继鑫。”这样的谎言无法应对常识：第一，巡夜教师拿获翻墙者张继鑫，自然会问明班级与宿舍所在；第二，既然被罚者逃离，巡夜教师理应去其宿舍查看。
缺乏常识逻辑的谎言其代价是一条未成年性命，张继鑫最后冻死在宿舍后面的一条沟里。校方的报告不仅说张继鑫“仰面躺著，死得很舒坦”，而且说：“张继鑫所处的排水沟有九十米深，五十米宽，虽然校园里面有很亮的灯，但是很难发现有人在里面。”
无论如何，整个事件将教育缺德的顽疾全面地刻画出来，使之成为继政法行业之后的第二大缺德行业。早在事件发生前的九个月，二○○九年三月份，一份民间职业负面评价调查就表明：在中国，最缺德的职业，政法名列第一，教育名列第二，医疗名列第三。被调查群体对教育行业的职业道德满意率不足百分之七，认为“行为与职德严重相悖”的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二。后一项仅比政法职业低百分之三。
“教育暴力”早已普遍化
尽管张继鑫本身并未遭受教师直接施加的肉体暴力，但是教师的随意处罚权却是比肉体暴力更厉害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源于传统的师道尊严，即教师作为学生的道德楷模有权对学生作出精神与（或）肉体的惩罚；精神暴力也源于中共建政后移植来的苏联体制，即称之为“政教”的教育政治化机制。后者最重要功能是对学生的洗脑，而后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就张继鑫事件本身而论，他完全可以采取再次翻墙的行为，逃离校园，找到避寒的去处，如藏身镇边的柴草堆（其校在山东省临朐县的五井镇）；或者，干脆跑回宿舍，等待教师的二度处罚；最次，也可破窗而入，躲进教室而不致在寒天冻地中丧生。但是，张继鑫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性的反抗意识已经被“教育暴力”所剥夺。这也正是单士兵先生痛指教育为杀人的根本原因。
张继鑫被“教育暴力”夺命固然可悲，但那些受此伤害而未丢命的学生们早已构成了一个新的受难者群体。受害群体涵盖了小学、中学、大学。仅以媒体报道的事件证明如下：二○○九年十月份，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双龙乡双龙中心小学的三名小学生，因未按学校规定带清洁工具而被教师处以裸体罚站，孩子们的心理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十二月份，湖北武汉二十中高中一年级的四名学生，因上课说话而被教师处以十小时罚站，其中一名不堪承受而病倒；十一月份，杭州广播电视大学一位潘姓女生因与同室女同学稍生争执，被对方痛打十七巴掌，而后裸跪并高唱国歌……
“暴力遗传”泛滥成灾
上指女大学生施暴行为显然是长时间耳濡目染“教育暴力”即模仿教师施暴权力的结果，甚至说此种行为是广义的“教育暴力”构成元素之一。同样，张继鑫事件最初肇因是受到同宿舍强势同学的逼迫，以致于半夜翻墙、自己出钱为前者买方便面。前者的逼迫行为也是对教师权势的模仿。
中国的教育挟传统之弊，与苏俄体制之恶相交，造出怪胎杂种，几乎是一种文化宿命。九十多年前，胡适先生曾有“教育亡国”之叹，现在大有成为事实的趋势，而“教育亡国”与“教育杀人”、“教育暴力”也必将成为中国教育史的三大关键词。
在“新中国”教育微观史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似乎早已被“控诉性话语”所覆盖：在文革后期，一些从被迫害境地获得当局启用的教师几近疯狂地将自己受害的细节复制到学生身上，尤其在邓小平复出主张教育质量提高的时期（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四人帮”称之为“右倾回潮”），那些教师往往以“飞机式”、“头顶墙”、“脖挂牌”等方式惩罚学生。特殊时期的教师兼具受虐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身份，揭示了“教育暴力”顽固存在的遗传基因。因此，中国大陆一位民间知名学者在其网络随笔集里面描述他少年时亲历此事时，深表感慨，并希望那些为人师表的老教师进行深度反省。
暴力与腐败相伴滋生
“教育暴力”作为一种特权，其另一面是腐败。二○○九年年度内，国家审计报告显示“违规收取的择校费高达三点八四亿”，此类违规资金或被退还学生家长，或是上缴国库，云云。但是，据审计专业人士称：“该数据只是一管窥豹，林林总总择校费或冠名为赞助的收费绝不低于三十亿”。
学校作为官场的一部分（如校长由教育局任命），其挥霍程度远比社会想像的要高。华北地区一家省级重点高中，二○○九年度招待费竟高达三百七十万元，超过日均一万的水平。当然，其中招待费并非完全用于吃喝，而是给省教育厅与教育部来校检查工作的官员送购物卡。“一卡三万等闲事”，这家中学以教古文闻名全国的语文教师，对外界公开透露了招待费的秘密。
社科院公开发行的《社会蓝皮书──二○一○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由最高检学者提供的部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不再是“清水衙门”；由于学费昂贵，平常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已经成为社会极度不公的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