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韩愈不仅仅是文学家，他同样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只是，他在诗文上的熠熠光辉遮住了他的政治家本色。
韩愈一生，只有57岁(56周岁)，但他25岁中进士，进入仕途，政治起点并不低。29岁的时候成为汴州董晋幕府的小官，算是找到了晋陞的突破点。唐代仕途之路大抵有三种，一是李白那样的寄望于朝廷应招；二是从地方大员(节度使)的幕府做起；三就是走科举正途。韩愈在不到30岁的时候独佔两项，算是仕途幸运的了。36岁的时候，韩愈就已经升至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只是正八品下，但权限很大。据《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由此看来，此职其实很有政治前途，但也充满风险，直言上谏是监察御史的本分，但也同样容易得罪皇帝和百官。所以，韩愈上了一本《论天旱人饥状》，就得罪权臣被贬。他任此职不过2个月的时间。
在被贬阳山县令期间，韩愈的政治才能凸显出来。一是众多学子投在韩愈门下，使落后偏僻的阳山地界成为文化重地。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提升了当地的软实力。二是由于韩愈出身贫寒，因此能够深入民间，主动参与当地民众的生产劳动，因此在行政上能够体恤百姓生活。对此，《新唐书·韩愈传》赞为"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而且，韩愈在此地一呆就是三年，和苏东坡一样，洗去了为京官时的理想主义和文人的习气，而多了感悟苍生的现实主义情怀。
宪宗即位以后，韩愈被召回京，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期间宦海沉浮，并不是特别得意。但是，在公元817年(元和12年)，韩愈50 岁的时候，韩愈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年他以行军司马的职务，配合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既有谋略，又勇勐果敢，建立了赫赫军功。可以说，正是这一仗，表现出了韩愈具有处理军国大政的能力，从而被唐宪宗任命为吏部侍郎，正式跃入宪宗朝的统治上层。
吏部侍郎在唐朝是正四品的职官，握有实权。必须指出，像韩愈这样的一介文人，能够进入决策层，完全是因为他受到了皇帝的眷顾。两年以后，他却因为忤逆唐宪宗的好佛迎佛骨而险些被杀头，却也是命运的必然。现代人评价此事时，往往批评唐宪宗而同情韩愈。其实这是后人以今拟古并不客观。有唐一代，既有唐宪宗的迎佛，也有唐武宗的灭佛。但无论迎还是灭，都和皇帝的英明和昏庸掛不上号。而且，史家公认，唐宪宗是仅次于唐太宗和唐玄宗的"中兴之主"。历史上，将相贵胄被皇帝杀头和贬官的多了去了。因而，韩愈因谏迎佛骨事件被贬，只能说是他仕途的一次波折。而恰恰是这种波折，他在生命最后几家反而越发彰显其政治家的本色。
一是在贬官潮州刺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作了5件大事：播撒儒教礼仪，兴办教育乡学；进行税负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兼并地主，给予奴隶人身自由；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一方百姓；驱除鳄鱼危害，疏浚水路交通。现代潮州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礼仪之地，是和当年韩愈的治理功劳分不开的。
二是在袁州刺史任上，实行"禁隶"之治。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馀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三是在从元和15年到长庆3年(820--823)，韩愈再奉调为京官，先后担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品级已是三品大员。期间，曾单枪匹马，平息镇州之乱，担任京兆尹(长安最高行政长官)期间治理有方。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人生的最后几年，无论是行政治理还是执掌最高教育机构，抑或行军打仗，都是相当有效率，而且政绩斐然。政界、军界、文界三届通吃，这样的能人在历史上还真少见。即便是后人诟病的韩愈谀墓，其实也反证了韩愈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广。
因此，现代人评价韩愈，应把握两点：一是不能因为韩愈的诗文之名而忽略了他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的历史地位；二是不能简单地把韩愈的仕途看成是不得志，实际上是坎坷但很得志；三是正确看待韩愈和唐宪宗的关係。事实上，唐宪宗对韩愈很是器重。在其人生的最后一年，还不忘记把韩愈重新委任为从三品的京官。简言之，不能因为韩愈的遭遇而贬低唐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