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跌落或与2008年北京奥运安保设备的一次采购招标有密切关联。在此之前，奥运安保设备采购项目小组组长、中国民航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阎鹏已经被捕。
1月29日，新华网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宇仁录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消息说，在中纪委、监察部对宇仁录进行的立案检查中发现，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已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作为民航系统“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宇仁录从2009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起，三个月不到，就经历了从顶峰到谷底的跌落。
事发奥运安保设备招标
多位民航业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宇仁录“事发”，与2008年北京奥运安保设备的一次采购招标有密切关联。
2006年，宇仁录作为民航系统的代表调任北京奥组委，担当秘书行政部副部长。
民航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宇在挂职满一年后，于2007年返回民航局，继续担任人教司司长一职。
2008年3月17日，民航局机场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中国民航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技术装备公司)承担采购爆炸物探测仪的任务。
知情人士说，临时决定安装爆炸物探测仪，这是因为奥运之前的安保形势骤然严峻。
2008年3月7日，在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CZ6901航班上，一名1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企图点燃伪装成饮料带进飞机的汽油，幸亏这一行为被空乘人员及时发现，最终这名女子被制服，飞机紧急迫降兰州，灾难最终没有酿成。
自此以后，有关部门要求民航局加强对汽油等爆炸物的检测。而即将采购的这批爆炸物探测仪，将安装在全国19个机场。除首都机场外，其他机场的爆炸物探测仪的采购均由技术装备公司负责，涉及采购金额达6、7亿元。
《中国航材报》2008年11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透露，由于上述采购项目涉及国家安全，采购时间紧迫，采购数量巨大，不适用于政府采购程序或公开招标，技术装备公司采用询价方式执行采购任务。
民航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并不认同上述说法。这位人士说，程序并没有问题，民航局是严格按照招标程序执行的，并且对设备进行了测试。
知情人士说，由于时间紧迫，如果按照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方式，不可能在3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完成采购。此外，由于涉及到奥运安保，招标细节无法对外详细公布。因此，经发改委同意，最后采取了工程招标方式。这次采购信息并没有在网上公开，但所有供货厂商都参加了。
宇仁录当时仍是人教司司长，按职责分工无权过问工程建设，因此也并不负责采购事宜。知情人士说，此时，有中间人找到宇仁录，让他帮忙从中“打招呼”。
而此次奥运安保设备采购项目小组的组长、技术装备公司总经理阎鹏，也因为该名中间人的关系，卷入了进来。
据知情人士介绍，招标结束后，由于有供货厂商向财政部提交了质疑函，质疑采购过程不符合政府采购的程序，财政部对此展开了调查。
知情人士说，约在2008年9月到10月之间，更多部门参与到招标事宜的调查中来，初衷仍是调查程序问题，并未指向宇仁录。只是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化，让人意想不到的腐败环节浮出水面。
最先东窗事发的是阎鹏。技术装备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证实，阎鹏于2009年5月已离开公司。知情人士说，“阎鹏那时候就已经被捕了。”
此事给宇仁录带来了极大冲击。事后有人回忆，宇仁录从当时起便已经“情绪不行”了。
2009年7月，宇仁录被任命为民航局党组成员，并在8月升任副局长，分管民航局的机场司、办公厅、科教、机场公安等部门。
宇仁录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2009年10月13日。他与民航局一干人等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噪声与运行监测系统进行现场调研。
2009年10月下旬，宇仁录的同事就再也没看到他来过单位。
宇仁录其人
现年48岁的宇仁录是山东牟平人，1984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即今天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大学毕业后，宇仁录被分配到电子工业部第49研究所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计划处副处长、所长助理、电子工业部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秘书、信息产业部办公厅秘书等职务。
据公开资料，1998年6月，宇仁录作为前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刘剑锋的秘书，随刘调往民航总局，继续担任刘的秘书。
在2002年刘卸任民航总局局长之前，宇仁录已经于2001年10月升至人事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彼时，宇尚不足40岁。
据知情人士介绍，宇仁录为人低调，曝光率低。不过，知情人士认为，宇的“落马”，也跟他个人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他)喜好大权独揽，身边的人也就对他缺乏有效监督。”知情人士说。
民航局逐步放权
近年来，随着民航基建规模迅速扩大，民航多位官员也因此落马。
从2005年6月原民航华北管理局外事办主任杨凤山因贪污被判刑两年算起，先后有原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财务处财务管理科副科长黄一 冰、原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副总裁张广涛、原民航局财务司副司长谭星禄、原民航华北空管局副局长龚懿、原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黄登科等多名涉案人员被逮 捕。
民航局脱胎于军队，经过多年的改革，至今仍然是准军事化管理。一位前民航总局高层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是因为民航承担着国家安全的重任，以及存在国家战略上的考虑。
因此，民航局对行业管理相当严格。有航空公司人士抱怨，从购买飞机、注册飞机、适航审定、航线开设，到飞行计划、飞行培训、兼并重组等一系列事情民航局都要管。
长沙通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笑侬也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民航局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主，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转变观念，还是采用一种上下级管理的办法来管理。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些从业人员习惯于通过关系、行贿来解决运行中遇到的问题。民航系统知情人士说，前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黄登科就是“栽”在航线、时刻资源的分配上。
“其实不仅仅是民航局。”中国民航大学教授郑兴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一些行政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人可以用于寻租。
近年来，民航局也在尝试逐步放权。比如，机场管理权已经划归地方，航线申请实行备案制，民航局只负责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4个机场的区际航权和航班审批许可。
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民航局并入交通部，定位是负责运输管理、安全管理，特殊运输管理，空中交通管制等。
从目前看来，民航局在人员、部门、业务上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的航空管理体制已经走向行业自律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工作重点是安全审查和制定飞行标准;运输部(DOT)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以及开设海外航线的审批;司法部则监督航空公司的并购整合，以规避可能引发的垄断危机。
上述前民航总局高层说，这样有一定好处，但是弊端是协调成本高。更主要的是，中国跟美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已经是成熟阶段，但中国还处于成长期，需要大规模建设，矛盾特别多。不过，杨认为，“总的方向还是逐步放松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