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云南腾冲县城西南1公里处的国殇墓园来说，2007年是可堪纪念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的70周年。
63年前的今天，无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是我国的抗日战争，都已进入反攻阶段。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奉国民政府命，在爱国将领霍揆彰率领下，以6个整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攀越高黎贡山，开始了以收复腾冲为序幕的滇西大反攻。
战役是1944年5月10日打响的。截至7月底，日寇在腾冲外围苦心构筑的，纵深数十里的防御工事，已被我军悉数荡平，三千多名残敌被迫龟缩城区。8月2日，挟胜利余威的我军又以4个师的神勇健儿，奋力攻城。激战40余昼夜，至9月14日将敌全歼，累计大小战斗50余次，共俘敌军官4名、士兵61名，营妓18名，击毙敌少将指挥官1名，藏重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百余名，士兵6千人。缴获野炮山炮7门，榴弹炮6门，重迫击炮20门，各类枪支千余挺（支），汽车20辆，无线电通讯设备25部，粉碎了日军“武运长久”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的大捷，无论在我国抗日战争还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的铁血画卷中，都堪称浓墨重彩最富力度的一笔！
此次战役，敌人凭借高黎贡山、来凤山、宝峰山、飞凤山和龙、怒二江的天险，直至最后踞城固守，拚死顽抗，也给我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据统计：在整个腾冲战役中，我军共阵亡官兵8671名，其中少将2名，校级军官18名，尉级军官473名，士兵8178名，伤亡虽然略高于日军，但若将双方装备的优劣考虑进去，这样的结果也属正常。几名游击队员就能击溃日军一个联队的场面，固然精彩闹猛，高妙无比，那只是小说或电影，而战争毕竟是血与火的较量！
腾冲光复后，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先生受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嘱咐，为纪念阵亡官兵，倡导修建了这座竣工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
墓园坐落在当年战争最激烈的来凤山北麓，山青树碧，壮穆幽静。墓园西南角有个叫做小团坡的地方，是全园最高处。以小团坡为起点，沿东北向轴线，依次有烈士纪念塔，烈士墓冢、忠烈祠、墓园大门等建筑。墓园大门为八字形古式门楼，门额嵌有“国殇墓园”四个大字。两侧粉墙上，分别绘有表状烈士精神的龙腾、虎跃形象，旁边有一方国务院颁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
进门一条笔直的甬道，直通忠烈祠，头上松柏掩映，地上绿草如茵。祠前有一青石砌成的平台，台前正中镌有一方“碧血千秋”的石刻，笔力雄浑庄重，为蒋中正题，李根源书。祠后便是墓冢成行，奉安忠骨的小团坡。小团坡高约30米，雄踞山顶的纪念塔高指兰天。正面直书“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光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横刻“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塔基另外三面，分别刻有腾冲抗战纪要文章。
莹墓以纪念塔为园心，用辐射的方式，将小团坡划分六个等分，以师为单位，在每个等分的坡面上整齐排列着该师牺牲将士的墓碑，并镌有英烈的姓名与军衔，上齐将军下至战士，历历在目，宛若一尊尊血性刚烈的雕塑，那种亡生衔命的生命质感和张力，使人想起中华儿女特有的使命感和凛烈千秋的浩然正气。
比如：该集团军所属54军预备2师5团上校团长李颐，这位新婚不到一年，刚满30岁的湖南小伙子是在腾冲光复的前一天牺牲的。像所有黄埔出身的军官一样，他的指挥口号不是“同志们，冲呀！”而是“弟兄们，跟我上！”因此在每次战斗中他几乎都要负伤。
这次就伤得不轻了。在攻击李家塘据点（敌军联队部）时，刚冲过铁丝网的他，就被一个暗堡射出的机枪子弹击中。
一名特务连的班长连忙唤来两名卫生兵替他包扎，他拒绝了，只向班长要过冲锋枪，撑起身子，一面封堵暗堡的火力，一面让班长带领战士上。暗堡摧毁后，失血过多的他只说了一句“不知今年海棠如何？”便倒在班长怀里。
牺牲时没有高呼“乌拉”“万岁”，已够煞风景了，偏还问一句“海棠如何？”不但有损形象，就是与身后的尸山血海也极不相称！为此，我还特意走访了一些抗战老兵，终于明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版图一直像片海棠叶！由此也就知道，就这句临终的慨叹，无意间便托起了一个抗日英雄愿为中华生，誓为中华死的生命造型！
是啊，“绿肥红瘦”，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海棠，已让神州大地在他心目中化为诗的境界。辛亥革命以来，外患不绝，内战不断，戎马倥偬的李团长何曾静下心来，端详过祖国的山山水水。如今为国捐躯，又能在他所挚爱的土地上找到归宿，也就死而无憾了！他走了，但不是诀别祖国，而是走进了神州大地的画山绣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总体辉煌中……
又如该集团军53军116师搜索连一位名叫洪承顺的上士班长，也是湖南人。1938被抓进衡宝师管区当壮丁的他，1944年在湖南桃源改编为远征军开赴滇西作战。从5月28日渡过怒江到9月14日光复腾冲，短短百余天，他们那三百多人的加强连最后只剩一个王连山的排副，一个姓区的苗族战士，一个叫做赖小毛的文书，而洪承顺却死得最冤！据赖小毛回忆：那天是1944年9月11日，他们刚刚攻破日军设在文星楼的据点。冲进一个半坍塌的掩体时，突然看见一个日本军曹口中依哩呱啦地（日语意思大概是：我玩不成，别人也休想玩），正要枪杀一名日本营妓。在情迫势危之际，洪班长飞身一脚踹掉鬼子手中的“三八”式，营妓得救了，他却被躲在暗处的另一名日军一枪击中，最后在小团坡苍松翠柏撑起的那片绿荫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我随着一群群瞻仰者徘徊在一座座茔墓之间，夕阳似乎有意要留下一个凭吊的空间，把人影拖得长长的，惊得墓树上的鸟儿乱飞，酷似葬仪上的纸花，给人以苍凉，又给人以慰藉。
但最为欣慰的应该是安息在这里的英烈了。虽然，这座墓园落成不足5年就被勒令封闭；虽然，“文革”时期，在“四人帮”及其后台的授意下，墓园也曾惨遭浩劫；虽然，一支在这里支过“左”的部队，因若干年前血战四平街时曾在这支抗日劲旅面前吃过大亏，便怀恨在心，用炸药把这茔墓炸得千疮百孔；虽然，一大批从这里踩着刀尖血光走出来的抗日名将如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潘裕昆等，曾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被迫与他们昔日的死对头和手下败将——900多名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但这样的日子毕竟一去不返了。随着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抗日纪念堂馆的修复，抗日英烈莹墓的重建；随着“拨乱反正”后一些历史真像的渐次披露，这批为光复腾冲而长眠在“国殇墓园”的英烈，他们也将像“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余名），“长沙大会战”（第一次会战歼敌3.3万，第二次会战歼敌4.8万，第三次会战歼敌5.6万）中牺牲的抗日烈士一样，无论在舆论上，在历史上，甚至在教科书上，都应受到同样的尊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