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言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多年来都是这个不变的数字，不知真假，从具体的个案看，中国每年到底开发了多少亩耕地不清楚，还剩下多少亩耕地更不清楚，农村有俗语讽刺说，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当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是一大政绩，各地违法违规征地现象已经刹不住车了，中央政府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只能说他们对各地政府违法变卖耕地无可奈何。
刚刚过去的 2009年，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的逐步落实，有的地方趁机在基本农田上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非法占用农田案件不断增加，找些真相恐怕瞒不住温家宝，但温家宝也聪明，由于手里没有多少权，再说还有2年多任期，恐怕他对能否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
最近，河南省灵宝县大规模非法征地、新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关堤乡政府假借建设新农村之名非法占用耕地等案件陆续曝光，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的违法违规征地问题鸣响了土地监管的警笛。2010年2月合刊的《中国经济周刊》披露专家忽培元的批评，他直指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是“官员违法违规征地处罚过轻”。比如南风窗杂志2010年1月还报道的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兰溪市陈家井村耕地被开发商利用办工业，再者村里把宅基地卖给村民获取巨大利益。该村是以这样的方式变相卖地：先从村民手中“征用”土地，每亩补偿村民1.65万元，再倒手以“竞价投标”方式拍卖给村民，平均每亩高达30余万元。本来，陈家井村在国家免去农业税等税费之后藉着土地得以休养生息，可现在村委会一次性地从这6亩田上收走 197万元（2006年之前每亩农业税约50元），相当于7000多年的农业税减免额，使农民负担再度陷入“黄宗羲怪圈”，2010年1月26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揭开了该村土地怪现状及加重农民购买宅基地及建房负担的内幕，其实这个现象在其他各地也有存在，据称温家宝也有批示，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温总理的批示也不过是多打一张白条。
曾在举报信上签名的55岁兰溪市云山街道陈家井村民翁志勤，他家建了两年多因为资金缺口至今还没竣工的新房子，是从村委会购买了100平方米的宅基地花了10万多元。表面看似乎得益于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当年的新政策提出了“村容整洁”的目标。而翁志勤所在的陈家井村民委员会却在2007年借建设新农村的机会，把6亩耕地（经县级土地部门批准）转为宅基地，然后以“竞价投标”方式卖给村民，使本来“无偿使用”的宅基地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暗渡陈仓为“有偿使用”了。翁宝树、陈锡林等全村有17户村民通过竞价投标方式花了197万买下17处宅基地使用权，平均每户村民约负担100平方米/10万元的地价。而当初村民委员会从村民手里“征用”6亩地，每亩仅补偿1.65万元，6亩地共计9.9万元，村委会再倒手卖给村民，扣除还给村民的9.9万征地补偿款，中间差价竟高达187万元，平均每亩高达30万元。竞价投标购买宅基地的“土政策”，使中央惠农政策变得荡然无存。陈家井村本有1000亩土地，新农村建设后现在还剩下850亩左右。耕地减少，而且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增加。以前，国家没有免去农业税之前，他家两亩地每年上缴农业税80元，现在免去农业税后负担不但没减，而且大大增加了。2006年，陈家井村在国家免除农业税前，全村478户，1370口人，每年上缴国家农业税为3.4万元左右。三年前，被称为“皇粮国税”的农业税全部免除了，现在却变身“宅基地有偿使用费”而“活”了下来，陈家井村委会仅卖6亩地就一下子从农民头上拿走了187万元，这相当于中央给陈家井村55年的农业税减免额。
专家忽培元指出，尽管我国在土地使用上有着十分严格的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省市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是没有权限审批土地的。可是，不少县（县级市）、乡两级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策放在眼里，动辄就把成千上万亩土地批准给单位或个人使用。国土资源部为加强监管，最近一次性任命38名司局级官员，到地方九大土地督察局走马上任。这种以大量增设官员的办法加强土地执法监管是否有效，引起媒体怀疑。
舆论认为尽管九大地方土地督察局早在2006年已经成立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至今仍有不少的漏网之鱼逃脱了国家法律制裁。据调查分析，2001年至2007年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仅有1%的纪律查处风险，0.1%的刑事责任追究风险。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也曾透露，1998年至今，县级以上的干部因为违规违法出让土地而被处理的可谓凤毛麟角。即使处理，也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以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提请对开平市市委书记、原市长等人的处理意见来看，大多是警告、记过等。正是由于目前对占用耕地违法案件处罚过轻，导致违规成本远远低于非法利益，这是促使案件呈现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遏制土地违法是一项综合性整治工程，唯有从纵向与横向同时入手，变单纯的事后追惩为事前预防并重，变针对个案的处理为整体性约束，真正从制度上严密土地监管体系，土地违法行为才能根本性减少，耕地安全才能确获保障。
忽培元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切实强化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一些地方政府与官员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土地违法活动，说到底是因为土地违法成本很低，官员个人付出代价很小，甚至没有代价。针对这种现象，务必做到重典出击。二是学习借鉴绿色信贷、绿色外贸的做法，通过多部门合作形成合力，使土地违法者寸步难行。比如，办企业的在获得土地之后，还要办理工商注册、银行贷款等。如发现违法用地，对土地使用者设置行政障碍，加大土地违法行为的得逞难度，消除部分投资者与政府官员通过土地违法获利的欲念。三是建议市以下地方土地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垂直任命。市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承担着土地执法的前沿重任，但目前其领导干部仍由地方组织部门考察任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遏制地方土地违法上难有实质性作为。四是将地方政府与官员对土地的使用与保护状况纳入政绩考核，并实行一票否决。
目前，地方官员升迁去留，主要看经济社会指标是否完成，而并不涉及土地执法情况的考核，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往往忽略土地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能将土地的使用与保护列入其政绩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就从根本上明确了地方的土地执法责任，改善了土地执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