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都在揪“反军派”，那个时期农村相对平稳些，一些在大城市“站错队”的学生纷纷逃到农村避难，赵庄村当时就有从太原来的学生，有在外上学偷跑回家的大学生。我邻家一个在保定上大学的女学生就躲在家里，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父亲推醒说：“院里有动静，你悄悄地出去看看。”我刚一开门，被几道强手电光刺得睁不开眼。有人对我低吼：“回去！不准出来！”恍惚间我看到满院子人，房顶上也有人。一会儿工夫，听见北院里有人大声争吵，只听那个学生说“不用捆，说去哪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再往后院里没了动静。她母亲从墙上翻过来到我家，天不明就让我去打探消息。我转到村设的“牢房”，又转到公社“牢房”，只见她在公社的“牢房”被扣押。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学校对立派红卫兵组织给我县来了协查，她被抓后，已经通知校方来带人，苦学校带走，将难以活命。家里如热锅上蚂蚁，千恩万虑只好挺而走险，破狱救人。
第二天夜里，她表哥偷摸进公社的“牢房”，将她救了出来，送到石家庄在同学家躲藏起来。她的母亲和舅舅被本地红卫兵扣押了好几个月，没问出结果才罢休。在县里，武装部长的话就是“圣旨”，一中的“红联”和二中的“红旗”成了“反军派”。一般人员“反戈一击有功”，头头们纷纷被抓。记得乔屯庄一同学是“红旗”的头头，他逃走后二中红卫兵将他年迈的父母抓到学校打斗游街。让他父母敲着铜锣呼喊“我是反军小丑XXX的娘”“我是XXX的爹”，“我死后狗不吃、人不埋”……凄厉的呼号使人为之惊惊。儿子终于不能忍受父母替他受罪，跑回来自首。那天我正在学校，一帮人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里，三下五除二将他吊上房梁，10多个男女红卫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头盖脸地狠接，他开始还哀嚎，后来就没有动静，昏死过去。在关押游斗数天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头上伤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里奄奄待毙。亲戚去送饭，说，“他已死了，别臭了你们的地。”这派红卫兵才让把“尸体”拉走，到家后又埋了假“坟”。几年后才听说他当时尚有气息，转移亲戚家救治了半年才活了过来。
老干部受了冤枉委屈，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个平反说法，而这类先斗人造反、后挨整成了“反军派”的人，受的折磨再也没人提起来。写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仔细想来，文革10年没有“赢家”。一开始红卫兵斗倒“走资派”；再往后红卫兵与红卫兵斗，一派压倒另一派，一大部分又成了“反军派”；10年过后，剩余的一部分所谓正确而掌权的红卫兵，又在拨乱反正中被定性为“三种人”倒了大酶。整整一代人在政治的大潮中被淹没。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
文革10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8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旬。
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思想宣传队”，一般由20至30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
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1斤，差的为8两，每人每年17.3尺布，2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
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欧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欣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500斤，跨长江是800斤，上纲要是两季400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
还有一事印象很深，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毛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这当然属题外的话了。
毛像章是文革的又一重要标志，上至中央领部，下到几岁娃娃，每人胸前都戴着毛像章；当然，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没有资格戴像章的。像章有钢质、铝质、铜质、塑料海绵质、陶瓷质甚至竹制等等，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中间印有毛各个时期的头像，大都精美绝伦。人们有的戴一个，有的戴数个，有的则将左半胸襟上挂满像章，以示对毛的尊敬。像章风随文革的消退，逐步降温、消失。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
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毛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
领队：首先让我们敬机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元疆！万寿无疆！
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同时，“文字狱”、“言语罪”盛行，一个词写错就遭批斗，一句话说差可被判刑。二中小寨村的一名学生说了句：“林彪的脸像个烂黄瓜。”被判了3年刑。县医院一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在唱颂歌时，戏滤地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俺老婆亲。”他把原歌词中领袖名字换成“俺老婆”，被举报后认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蹲了10年大牢。这种对领袖的崇敬、对领袖的颂扬达到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
1971年秋天，在这种活动热度还没有退尽之时，突然上级来传达绝密文件，林彪反党叛国，林彪、叶群与其子林立果，逃窜敌国，飞机坠毁，自取灭亡。这不啻晴天一声炸雷！记得当时会场上大眼瞪小眼，谁都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传达文件的上级干部也连连用手掐大腿，怀疑自己在梦中。“副统帅”、“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刹那间成了“林贼”，也是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昧的事件。
十二级台风与大批冤假错案
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后来，经过夺权，两派武斗，解放军“支左”，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组织据毛原话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在“革委会”（“革委会”行使政权10余年）领导下，又有专案组、专政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形式又升了级，各村、各单位都设立公堂、牢房，将一些有问题的人关押起来，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县税务局一位局长多次被捆绑吊打，过堂跪砖、上老虎凳，逼其供出反动组织。在实在熬不过的情况下说：“实话说吧，我还有一件大事没交代呢。”“棒子手”一听来了精神，停止拷打，竖起耳朵听他断断续续地说：“那年……那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是我带的路，还放火烧了北京圆明圆……”“棒子手”一听这么大的事，又让他再说一遍，写供画押之后，这个“棒子手”以百米赛的速度跑到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办公室邀功：“可抓住大家伙了！”当他气喘嘘吁吁地将局长供词学一遍后，当然地挨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主任一顿臭骂。后来这个局长被折磨得曾吞一把直别针想自杀。类似这种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的冤案层出不穷。
一天早上我去上学，临街南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近前一看是一墙漫画，画得非常恐怖：上千条大小毒蛇，人头蛇身，张着血口，吐着芯子，每条蛇身上都写着人名，标题是“杨家黑线示意图”。再细看我父亲的名字也写在下角一条小蛇的身上，我看得毛发直竖，腿软头懵，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没几日学校就不让我上学了。杨家黑势力是鸡泽文革中一大冤案。1949年前杨氏家族是县城名门望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家以杨直轩、杨廷魁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文革中造反派便把他们和与杨家沾亲带故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杨家黑势力”，“杨家黑线”，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
在1968年，关押打斗之风十分激烈，高音喇叭上整天喊着：要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紧要时几乎人人自危，邱县抓“国民党”厉害，鸡泽就去邱县取经，在全县大抓“国民党”、“迎蒋团”，短短的几天时间，仅13万人口的鸡泽县，被诬为“国民党”、“迎蒋团”者达数千人。
一天深夜，小寨公社紧急发动了五六百基干民兵，包围了西木堡村，按名单抓捕了60多名所谓的“国民党员”。造反派大搞逼、供、信，采取严刑拷打诱供逼供让其交代团伙，只要谁被说成是“国民党”、“迎蒋团”，就会被立即关押。有的人今天还积极参与打人逼供，明天他也被诬为“国民党”成了阶下囚。一些拒不交代问题的“顽固分子”，造反派用尽各种酷刑惨忍地对其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当时在造反派眼里，所谓“阶级敌人”的生命美草不值。鸡泽名医、县医院副院长赵淮源，因不按造反派的要求交代问题，造反派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腿被打折，腮帮子被打脱落，惨遭折磨致死，被扔到离关押地2里外的井中，造反派以“畏罪自杀跳井死亡”8个字了事。他死后，用排子车将尸体从县城拉回，村里造反派不让进村，找了一个枯干的大坑，芦席卷身埋葬。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鸡泽县法院副院长马清吉，一家40多人被关押，13位亲人惨死。像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当时抓“坏分子”定指标分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抓出几个“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有的生产队让这些人身背草耙子，写上当时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名字，让被称为“走资派”孝子贤孙的“坏人”，到地里挖坑“埋人”（草耙子），逼其磕头、哭爹等等，进行人格侮辱。
县革委会还在赵堡村东的东碱地里设立了“五七干校”，大批的干部被变相关押在“干校”里进行劳动改造。
军队支左和“反军派”
在“刮十二级台风”以前，红卫兵造反冲垮了各级党政组织。红卫兵夺权后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多派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当时说法是中央一元化领导，即各组织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武斗升级，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抢了军械，装备了枪炮，局面“天下大乱”（当时的常用语，领袖话：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