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 正当中共及其政权愈益强化打压民主自由趋向时，和解思潮却卖力地表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和敌人意识都是要不得的，“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罪恶可谓大矣！和解思潮认为需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从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建立“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还要为这一切提供“柔软的人性土壤”，提供“符合人性的激励”。这样的和解之论究竟对谁有利？谁需要它以缓解自己迫于维权抗争的压力？中国和解智库于2008年3月与5月在北京召开冲突与和解问题座谈会，畅行无阻，会谈纪要，照发无误，而被“改正”的1957年右派，均垂垂老矣，哪怕坐在一起聊聊也被警察告戒、驱散，登载这些右派老人回忆文章的《往事微痕》被查抄、没收。把两种不同待遇对比一下，敬请那些积极奔走“和解”的诸公静下心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一）
刘晓波君在《我的最后陈述》中向世人表示“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他说：“ 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不止于此，他还要“以爱化解恨”。这一自我陈述马上得到响应，称这种“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感情为“大爱”，是“中国本土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无区别”，“都是倡导大爱、和解、宽容和消除仇恨的人类价值观”。不过，我以为，应该明确这种价值观只是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界定，是对人类特有的道德准则的一种概括。它在宗教活动中有着鲜明表现：修善戒恶，爱人如己，尊崇神旨，苦度人生，这些都属于感情境界中的道德修养，它与人类社会因利益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有严格区别。
人与人之间因诸种复杂关系而形成不同的利害矛盾，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面貌的根本因素。
当这些矛盾涉及共同的、公共的利害关系时，容易达成一致原则，比如城市交通规定靠左行驶，所有人都会认可、执行。当这些矛盾涉及彼此冲突的利害矛盾时，如果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会依实力强者的意愿得到解决，比如中共土改，也可因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而得到妥协，比如国共两党 1945年签订双十协议。当利害关系不能调和、不能互让时，只能依据社会矛盾的发展规律予以解决。社会上不同的利害关系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与社会伦理关系的价值观，由于各自的社会功能不同，两者不可混淆。
以“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为突出标志的朝野和解思潮之所以行不通，原因在于它企图以伦理观、道德观去解决应该由社会矛盾观才能解决的任务。认为只要奉行“以爱化解恨”，就可以“拆除黑暗的专制社会和光明的公民社会之间的鸿沟壁垒”，迎来所谓“人人相爱”的和谐社会，这种构想只是白日作梦而已。
还说，“以爱化解恨”，“人人若坚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不就很容易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和‘走向共和’ 吗？”不错，孙先生确实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实现“大同”为目的。“大同”是2500年前孔子构思的理想社会，以“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与当时的“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相对照，在孔夫子的年代，这种“天下为公”的描述已经是不能再现的乌托邦，何况孙中山更无力实现，现在这股和解思潮居然拿出2500年前的乌托邦进行招摇，太没有时代感了！
（二）
中共自毛泽东主政后，所造冤孽可谓大矣！无需细数，约略估计，被迫害致死、被虐待身亡者6000万至8000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端地结束于中共屠刀之下。由于强迫征粮、不准乞讨，只得扒光树皮、割尸自啖以致活生生饿死者就不下4000万。毛、邓、江、胡手上沾满百姓鲜血，各有各自的血债。
为了掩盖血腥的残酷，中共制造了众多意识形态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大救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社会前进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发明者”。但是，剥开画皮，露出真相，“大救星”成了大独裁者，“总设计师”成了推动权力寻租、养肥特殊利益集团的罪魁祸首，“三个代表”成了出让祖国领土的大卖国贼，“发明者”成了镇压维权运动和异议人士的毛氏左派。中共建国60年，从高度极权到后极权主义，专制统治力量尽管不断衰落，但是，保守和反动势力始终在党内处于主流地位。
正当中共及其政权愈益强化打压民主自由趋向时，和解思潮却卖力地表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和敌人意识都是要不得的，“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罪恶可谓大矣！和解思潮认为需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从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建立“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还要为这一切提供“柔软的人性土壤”，提供“符合人性的激励”。这样的和解之论究竟对谁有利？谁需要它以缓解自己迫于维权抗争的压力？中国和解智库于2008年3月与5月在北京召开冲突与和解问题座谈会，畅行无阻，会谈纪要，照发无误，而被“改正”的1957年右派，均垂垂老矣，哪怕坐在一起聊聊也被警察告戒、驱散，登载这些右派老人回忆文章的《往事微痕》被查抄、没收。把两种不同待遇对比一下，敬请那些积极奔走“和解”的诸公静下心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三）
刘晓波君在《我的最后陈述》中提到他被当局拘留时受到的优厚待遇：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起床、睡觉均有音乐抚慰，“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管教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让人感到温暖”。特别是刘管教，“真诚，正直，负责，善心”，实感幸运。基于此番经历，刘晓波说：“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
与这种拘留时的优厚待遇相反，中共对自由人士、异议者的拘留、打压却十分凶恶。狱卒用拖把头捅入妇女阴户乱捣，用电棍直入男人肛门电击，这样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刘晓波从高智晟致中央的信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酷刑的揭露，他却在《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什么“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原则之一”，“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不顾事实地美化中共暴政？
海内外舆论指责中共当局扣押刘晓波为非法，刘却以在拘留时受到优厚待遇为根据，劝世人不要误解中共，鼓吹当局是善良的、人道的。如果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与当权者表演的一出双簧，刘晓波君，你将何以自辩？
（四）
朝野和解论的产生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根源，试作简短剖析。
自毛泽东开始，对知识的摧残、对知识人的折磨由来已久。以改造思想的名义毁灭知识者的精神支柱是毛的执政要点。一代知识精英没有一个可以逃出这一浩劫。如今重读那些知识名人的自我批判，令人汗颜。剧作家沙叶新把它概括为：“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须改造的人”，目的“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隐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 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发动以知识人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用“阶级敌人”的紧箍咒套牢不驯服、不顺眼者。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被整肃者或被囚牢，或为贱民，终生不得翻身，亲友皆受牵连。甘肃酒泉市永登县夹边沟劳改农场曾关押右派887人，反革命898人，坏分子（反右时从工人中揪出的右派载坏分子帽）438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8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78人，还有与领导顶嘴被捆绑而来没有档案的，也有在大学被拔白旗的大学生，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共3000多人，大饥荒时先后被活活饿死多数，据说只存活130多人。可见，知识者不仅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而且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权。
1989年六四大屠杀彻底绞杀了青年知识界仅有的一丝活跃气息，从此，中国成为无声世界，只有一党专政的喇叭在扩散音响。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被收买，成为御用文人，大部分知识人则远离政治，养生为主。
知识力量压制、被打散才使官民、朝野实力对比悬殊。这种状况使人们产生一种幻觉：如果统治阶层萌生仁慈意识，产生恤民情怀，收敛暴政，开启文明，岂不是可以诞生为政的新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种统治意识的宣告正是为了欺哄公众对当权者有亲如家人的错觉。在当权者来说，这是坚持一党专制的策略；在市井小民来说，这是放弃维权斗争的借口。在此基础上，官民和解、朝野互亲的思潮不断涌动。和解的倡导者认准自己的主张可以“拆除黑暗的专制社会和光明的公民社会之间的鸿沟壁垒”，当权者则认准和解思潮的泛滥有助于迷乱群众视听，延长一党专制的寿命。简言之，这股和解思潮是在中共摧毁了知识人的精神支柱、扑灭了知识人的求生意志并且绞杀了青年知识界的活跃力量的基础上产生的，与当政者和解是知识精英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它向人们提示知识界的软弱性。
中国不可能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不可能产生萨哈洛夫，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流氓无产者为基本群众，以一群军阀为骨干，以狂妄的帝王野心家为领袖的政党，它所具有的排斥知识、排斥知识阶层的本能远甚于苏共。明乎此，才能意识到代表平民的知识者任重而道远。
（201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