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最穷内陆国家之一的尼日在农历年间传出军事政变，原本已修宪延长任期的坦加（Mamadou Tanja）总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被军方闯入逮捕，遭到罢黜。发动军事政变的军官随即成立恢复民主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简称SCRD），并宣布将着手起草新宪、举行选举，以恢复宪政秩序。不过，由于选举时间未定，因此是否能够顺利回归民主，仍待观察。
过去拉丁美洲及亚洲在六０至七０年代是政变频传的地区，但自第三波民主化后，军事政变仅在少数几个国家发生，已逐渐成为式微的政权更替方式。非洲尽管亦同时经历民主转型，但军事政变并未因此而消失；即使非洲联盟已公开宣誓不会接受依此途径取得政权的新政府，并且给予这些国家停权处分，但显然并不能吓阻它的持续发生。非洲国家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硬是不让军事政变濒临绝种，随时提醒国际社会它依然存在。
军事政变（military coup）是军人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迫使政府领导人辞职、流亡，或是将其软禁、加害等非宪法程序的手段，达到更换政权的目的。它通常是由不满现状的少壮派军官所发动，有时他们会成立过渡性质的执政团（junta），然后再举行选举，将政权交还文人政府；有时发动政变的军官本身会成为军事强人，或是遂行威权统治，或是脱下军装、穿上西装，自己参与总统选举。
军人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统治方式让某一族裔参与政府、另一族裔成为军人，而导致彼此利益冲突的结果；有些是因为文人政府的政党政治成为族群政党间的猜忌和恶斗，让军人宣称有更高的国家利益考量，因而取代操弄族群矛盾的文人政客；部份军人会因为粮饷未发、但政府高官照样贪腐奢华，而决定为民为己除害；部份军人则是因为有使命感，认为文人政府缺乏效率，忙于政治分赃，但却无法让国家走向现代化，因此决定将军队的纪律用于政府的管理。最后，有些传统王室昧于共和潮流的现实，或是政客枉顾民众对多党民主政治、政权轮替的渴望时，他们亦成为军人推翻的对象。
无论是以上何等理由，非洲军人透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例子屡见不鲜。在非洲五十四个国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其余三十多国则是经历为数不等的军事政变，有些国家高达六次（贝南、布吉纳法索、葛摩、奈及利亚等），有些国家仅仅一次（查德、刚果民主共和国、衣索匹亚、加彭、甘比亚、赖比瑞亚、利比亚、卢安达、塞席尔、索马利亚等），其余则是二到五次不等，此次尼日发生的政变是该国史上第四次，亦是九０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而整个非洲在同一时间则是近三十次，其中过去十年超过十次。
军事政变最严重的问题并非旧政权的瓦解有可能经历流血冲突，而是在政变后的执政团虽然大都对民主选举有所承诺，但很少有依原订时间举行者。即使举行选举，许多军人往往选择自己投入选战，让军人干政的阴影始终无法褪去。在非洲现代史中，仅有少数几位军人选择自己退出政治圈，还政于文人。
奈及利亚的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一九七０年代末期还政于文人时，他是非洲第一位自愿回到军营的政变领导人；一九九一年马利的杜瑞（Amadou Toumani Toure）在推翻了执政超过二十年的独裁总统后，并没有眷恋权力，如期举行多党民主大选，让马利成为非洲民主政治的典范。这两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在多年后参选总统，由于其民主素养受到肯定，皆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大选，奥巴桑乔已经卸任，现在是非洲的元老政治家，杜瑞的第二任期则是要到后年届满。
不过，奥巴桑乔和杜瑞毕竟是少数的特例，大部份的军事政变领袖最终还是无法脱离权力的诱惑。甘比亚的贾梅（Yahya Jammeh）在一九九四年发动该国独立史上唯一的一次军事政变，但在决定举行多党民主选举后并未回到军营，而是迳自参选，随后又将总统任期限制移除，遂行强势统治。几内亚的卡马拉（Moussa Dadis Camara）在二００八年底发动军事政变后，就任命自己为总统。虽然他曾订定二０一０年一月要举行总统选举，并表明不会参选，但在支持者的强力要求下，卡马拉似乎亦有当仁不让的决心。在去年底卡马拉遭到前侍卫枪伤头部、远赴摩洛哥接受治疗后，几内亚的总统大选早已过了原订时间，何时举行仍是未知数。
为何这些军人会有非份之想？原因无他，当他们推翻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时，许多民众或是受够了政治人物的贪腐及专权，虽不至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往往是欢欣鼓舞地庆祝旧政权的终结。这番热情被错误解读为对军人干政的支持，乃出现了“舍我其谁”的决定，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渴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非发生军事政变，那些独裁领导人是可能轻易放弃权力、离开政治。许多非洲总统如尼日的坦加选择修改宪法企图延任，或是根本将任期限制取消，军事政变似乎成为阻止他们专权的唯一途径。非洲联盟除了不接受军事政变为更替政权的合法方式外，最近也表态反对任何透过修宪企图延续政权的作为。若是修宪延任应当受到制裁，那么推翻独裁者的军事政变是否应该获得赞赏？究竟有没有好的军事政变？这是尼日政变后，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必须面对的严肃讨论。无论如何，在大部份第三世界地区军事政变鲜少发生的二十一世纪，非洲国家却“力挽狂澜”，让这个非宪法程序的政权更替方式不至于面对濒临绝种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