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线人占人口百分之三说明什么
2.监控对象不是高犯罪人群
3.告密对线人、受害者、社会和统治者的影响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条来自内蒙古新闻网的消息，就是内蒙古的一个县，这个县里面有超过10000名公安局的线人。这条消息最早是2009年8月份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的报导。当时这个报导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后来被联合早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将主要的内容摘要，又被内蒙古新闻网转载以后才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里面就是内蒙古开鲁县的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叫刘兴臣。他在接受新华网访问的时候介绍，为了能够快速准确的察觉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公安局全局的民警和协警人员，无论什么警种、什么岗位，每个人都要在社区、在行业单位里面、在各个场所，要发展 20名信息员，就是线人。这就在这个县里每33名居民当中就有1个人是告密者。
在这个基础上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这就是公安局里的所谓第一线的实战部门。每个警察至少再去布置、建立5名耳目，这是在每个人发展20名线人的基础上再加的。然后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个警察至少再布建4名刑事特情。所以这样加起来，到采访这条消息时，这个县已经布置的线人有12093名。
从这一条消息我们能读一些什么信息来呢？原来这个报导非常长，但是后来被联合早报转载以后，现在被大家引用的是一个非常短的版本，主要是提供这些数据。我从这里面读出的第一条消息就是：这个内蒙古开鲁县的社会非常不和谐，所以需要如此庞大的线人——告密者，来为这个县的维稳做出贡献；第二条消息是：这个县财政收入非常高，很富有，可以养得起这么多的线人，因为一般做这种事情不会有人自觉的去做，而由公安局布置去做的话就必须提供对方奖赏，所以它是需要钱的。要养这么多的线人，可想而知这个县有多少钱了。
这一条消息可以被另外一条消息所证明，就是这个县的公安可能有些问题。也同样是在今年2月份，南方都市报披露过有人照了（公布照片）一个凯迪拉克豪华的SUV，有人去查，查了以后，最终有一名警察提供了消息，说这辆车实际上是开鲁县公安局注册的。价值130万人民币。在一个公安局注册的一个凯迪拉克豪华的SUV，当然后来公安局又把这条消息正式否认了。据说开鲁县公安局的牌照是这个车主从外省买来的。
不管这车主是谁，为什么会用公安局的牌照？可能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公安局内部有人为他提供方便，为他去注册；第二个是为什么要伪造公安局？说明公安局有超出一般部门多得多的特权，即使是在党政部们里公安局也有特殊的特权，要不然他不用去冒充公安局的车。而且这部车既然是在本县范围之内冒充公安局的这么一辆凯迪拉克的豪华车，如果在本县到处开的话不会不被人看见，也不会不被人告到公安局去，也不会没有人去质疑公安局。
所以能够长期用这辆车，而一直到网络上、外地的报纸报导以后，才说明这是一辆冒充公安局的车。那么这公安局布置了这么多的线民，为什么没有发现损害公安局名誉的这么重大的事件？要说线民没有报告令人难以相信，33人当中就有1个是线人，看到这辆车的人肯定不只 33个人，即使是只有33个人也有可能有1个人去报告了。那就说明在没有被公布之前，事实上公安局是知道的，而且公安局没有去查封。不管是公安局放纵他，还是公安局真的陷在里面了，说明这个公安局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县的公安局编制大概有500人左右，它和这个县的人口比例，在中国全国来说是一个标准值。就是说它在各方面都不特殊，这个县自己的工业、农业整个方面情况和别人也没有很大的区别，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县。这个县这样做的话，我们应该推想全国可能情况也差不多。新华网的采访是把广泛布置线人作为当地公安系统的政绩来宣传的，可见这种行为是官方鼓励的，或者早已成为常规了。这个常规就不仅仅是内蒙古这个县的常规，而是全国的常规，只不过这个被公开报导而已。这是从这篇报导当中可以读出来的讯息。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一个县的公安局，或者全国各地的公安局也好，这么广泛的使用线人来提供消息，是否经过任何部门的授权。第二个是，如果有授权的话是哪个单位授权的？哪个机构授权的？这个机构本身有没有授权于公安部门这样大规模的侵犯民众的隐私（的权力）？尽管侵犯隐私在中国是家常便饭，但仍然是非法的行为。哪个部门有权授权？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养了这么多的线人，一定要用很多经费。这么庞大的经费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县的财政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有一定的，要支出这么多的线人，花这么多钱，是否需要纳税人的同意？因为事实上这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监视纳税人。因为公安局不生产，不产生任何产值，政府部门也不生产，也不产生任何产值，所以一定是用老百姓的钱来监视老百姓。经过谁同意了？这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要监视的对象是什么人？因为从这个报导当中来说，它是在社区、在行业单位、在复杂场所，也就是说它所监视的是普通老百姓。而根据最近中国半官方调查结果，中国最高的犯罪群体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公务员。国内公务员的犯罪率至少是普通民众的两倍以上；司法犯罪更是达到普通民众的6倍以上，这么高的犯罪群体事实上是公务员，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那么花了这么多的钱不去监视最高的犯罪群体，而是去监视最低的犯罪群体，就是去监视普通的民众。这种思维和这种做法是谁决定的？这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谈的是要线人干什么？线人就是要告密的。告密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特别是在某些文化中，像中国的文化，不管是告密者或者依赖告密的当局都是不光彩的。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明朝的东厂利用特务统治，实际上那并不是一个对明朝那一段时期的称赞，而是对那一段时期特务统治的批评，没有人认为那时候那种统治是正常的。
在一个理想社会当中，人们道德很高尚，无论是君王和臣民都不需要互相监视，或互相提防，根本不需要线人来告密，这是个理想社会。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是否存在这么一个理想社会，就说一个现在比较正常的社会，比较正常的社会是依赖法治，利用法律来统治的。当然在道德方面是宗教信仰。我们现在讲是在法律上面，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能来使用线人来打听消息的，但是绝大部分只是为了一些特定的案例。比如在美国，用线人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街上来寻找贩毒的个人，或者贩毒集团，另外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组织的监控等等，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为了特定的案例，是属于破案的一部份。
而在独裁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像今天的中国，它全面的监控已经变成常态化和制度化了，这和一般的破案就远远不一样了，它是属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部份，这在正常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关于线人举报最为人所知的，最出名的，大概就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了。《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在1984年之后，就是原来东德东柏林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秘密警察，他负责监听一个剧作家和他的女朋友，慢慢就被他们的生活吸引了，最后又同情他们，最后暗中对他门提供帮助。
由于这个故事，以及后来东德的档案被开放，人们对东德的秘密警察和线人有了很多认识，柏林墙是在1961年建立的，到1989年倒塌。在这28年里德国的秘密警察用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监视人民，特别是防范人民逃亡。东德当时一共雇用了正式秘密警察是9万名，给警察提供线索隐藏在民众里的这些密探是17万5 千名，而当时东德的人口是1700万。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希特勒用于控制德国的秘密警察，纳粹时期全国的秘密警察只有3万名左右。这样一计算，东德的秘密警察在人口当中的比例，是每1000个人当中5名左右；而它的线民人数就比较高了是每100个人当中有1个是线民。
这种监视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老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之间互相监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演秘密警察的演员，自己在东西德统一以后去查看自己档案材料的时候，发现在长达6年的时间，他自己的妻子每天都在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东德是全世界公认使用线人最多的国家，可能有更多但没有揭露出来。而相比较内蒙古开鲁县公布出来的，每33名当中就有1名线人，按人口比例是东德线人的3倍，也就百分之三的线人，可想而知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有多严重。
《窃听风暴》这部电影，当时用了很多东德的机关大楼进行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的拍摄请求，其原因是这个馆长说这本剧本不符合史实，说在整个东德历史当中，那种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这部片子当年得到了7项德国电影奖，也得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这是讲的线人和秘密警察统治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条消息，就是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她看到了秘密警察当中她的档案，档案里提到在她开始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有一个代号叫沃埃库的人向安全部告发了，就说她写了一部充满毁灭性批评的小说，是一个充满批评危险的人。从此安全部就对米勒采取偷听监视、刁难或者是死亡威胁。
这个告密的人究竟是谁呢？同样被这个密探告密过另外一个罗马尼亚作家，也研究过自己的档案，相信这个人就是他们以前的朋友。这个朋友后来作为受到共产党迫害的记者移居德国，住在德国东部，现在还在德国为一家大企业工作。这个人拒绝任何采访。对这件事情，诺贝尔奖得主米勒女士准备采取法律上的行动。
事实上对于被出卖的人而言，就像米勒女士，她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人，或者自己朋友圈子里面根本就想不到的人，是这样的人出卖了自己，有的时候所受到的伤害要比她自己直接受到警察或当局的迫害还要更严重。所以她自己就说，这件事情竟然是这样，当人们发现原来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发生了，真是永远的又一次的伤害。
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被窃听、被监控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有亲身体验。在文革当中，打小报告的总是自己家庭、亲戚和最接近的朋友，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了解你，才有可能去打你的小报告，这是文革。我们今天讲的在中共维稳的情况下，这种打小报告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革当中打小报告和线人没有以这种正规的、有政策的登记名册这种情况所做的，而往往是由于在阶级斗争的这种思路下，或者是被迫的，或者是被欺骗的情况下做的事情。而今天是在完全明白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正式雇用了线人来揭发别人，来打小报告的。
我们以前曾做过一个节目，提到在西安理工大学，这所大学有2万6千名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待培的学生，这所大学公开声明它所使用的安全信息员，这就是线民，就是打小报告的特务，业余的特务，他是学生身份，兼职监视别人和汇报这样的任务，有2600多人。也就是说在西安理工大学每10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是当局的线人，是监视其他的学生、向当局打报告的人。
刚才说的，监狱博物馆馆长说东德的秘密警察在东德时期，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我们姑且不说有还是没有，但是我相信在中国的秘密警察，或线人当中是有良心发现的人的。培养线人，培养人专职去告密，这是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天生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说这个人生下来从小发誓我要做坏人，这种人是不多的。他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哪里去找呢，就是共产党的党文化，这党文化摧残人性，而助长催生人的魔性，做坏事的魔性。我相信绝大份的人都有魔性和人性的一面，在绝大部分人中，在这个时期他人性和魔性所占的比例，人性战胜魔性他就愿意做个好人。但是中共的文化系统和整个社会环境却是助长人的魔性，或者催生人的魔性。
这种人生活当中是两面人的生活，一方面他和周围的人交朋友，另一方面他在背地里又要去告发这些朋友，这种人的生活不会好受的，只要有一点人性存在，他就不会好受。他每天要面对自己已经，或者自己正在，或者自己即将要伤害的人。所以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东德有一位作家在档案解禁以后，他去查了以后发现当年出卖自己的就是自己在作家协会里的一个同事，而且是一个关系相当好的同事。所以他去找他去，准备给他惩罚，结果发现那位同事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已经患了精神病，在精神病院里度余生了。所以这个作家说：他已经被惩罚了，我已经不需要再去惩罚他了。因为事实上他所受的惩罚，比任何法律的惩罚都要更严厉。这是对线人本人的影响。
培养线人，大批的政府鼓励出卖别人的行为，这种做法对社会有会造成影响。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一个人出卖良心，或者出卖别人，变成了一种社会认同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社会都不被认同的。在东德，养了这么多的线人来为政府打小报告，即使在当时东德共产党统治时期柏林墙倒塌之前，他们也是不公布他们的身份，他们也是在黑暗中生活的。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这种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反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认同，它鼓励人们这么做，而且公开这么做。他招收的叫作安全信息员，或者是信息员，它是公然招收的，甚至五毛党，在网络上当线人的，或者替中共吹捧的，这些五毛党也是公开招收的，叫网络信息员。
我记得在中国大陆还有这么件事情，有两个女中学生看到一个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就去告密，带警察来抓人，抓了人以后还要把这两个女中学生公开的奖励，还登了报纸。像这种出卖别人的人在任何社会都要被人看不起，都要被疏远的，在中共的统治下居然可以变成一种社会鼓励行为，所以这种社会的社会风气就好不起来。因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就是你不去出卖那些好人，不去出卖那些不危害社会的人，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就会被这样摧毁的，这是一个对自己、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当这种行为得到统治者的鼓励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坏。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坑蒙拐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就是执政者的政策、鼓励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在世界其他所有的地方，当这种线民来出卖别人，来帮助当局的统治，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它对统治者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对统治者也是有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只要当上警察了，只要当上线民了，就变成中共的死党了，就从心里拥护中共的统治了，不会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把全国人民都发展成百分之百的线民，共产党的江山不就是铁打了的吗？不可能！做不到！人就是人，人都会思维。为什么当五毛党的要经常换人，就是因为一部份人，他受不了自己良心的谴责。另外一部份人，他在网络上当网络警察也是一样，他如果也机会看到一些真相的话，他就会转变，因为人的本质里有好的，有人性的部份，他就会转变了。所以不是说全国人民都当了线民，或者都被线民监控着，统治者的江山就稳了。恰恰相反，需要大量的使用线人来告密，正好说明了中共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的表现，而且也证明了它的统治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需要大量的使用线人的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