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建国大业》高票房的背后
1、建国大业的成本据称只有3000万多，而票房却突破国产片纪录，有望超过4.5亿，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建国大业的高票房？
朱大可：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72个明星的空前阵容，对粉丝群体和普通观众有强大的号召力，其次，许多地区仍然按主旋律电影的观看方式，進行单位购票和组织观看，国企和事业单位的团购票房，当然也被统计在内。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双管齐下，制造出新一轮的票房奇迹。
2、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的社会心理究竟是怎样的呈现？为何会如此？
朱大可：《建国大业》和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根据有限的观察可以发现，大部分观众是针对明星而去的，而明星可以被崇拜，也可以被戏谑和嘲弄，这就是观看过程中笑声不绝的原因。当范伟、郭德刚、“傻根” 和梁朝伟等人出现时，观众都会发出戏谑的笑声。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本身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分裂。它是消费主义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混合物，由此制造了大量不协调的内在的逻辑冲突，并且成为民间笑料的根源。这就是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用娱乐精神的乐器演奏主旋律，只能产生这种灰色幽默的效应。
3、这是否体现了一种公众对威权的反抗或者依附乃至从反抗到依附的转化？
朱大可：主旋律电影过去也被嘲笑，但因观看者人数寥寥，所以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抗，恰恰相反，这笑声更像是一种妥协，因为嘲笑不但会消解宣传口号，也会消解反抗的意志。笑声在文化上是似是而非和高度暧昧的。在八十年代，这种笑声曾经具有挑战性，而现在则是完全无害的生活形态。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对影片進行嘲讽的流行段子。它们的确具有一定的针砭性。但这种批判的力度还是非常有限的，它无法矫正中国电影的诸多弊端。
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4、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合流？还是国家正谕在消费的狂欢中被娱乐化了？
朱大可：建国大业第一次完整展示了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也就是消费逻辑和政治逻辑的二元并置。它的确是一种对抗性元素的“合流”，可以让国家威权变得更加柔软和易于接受，但同时也会消解威权的威严性。对主旋律“作曲家”而言，这是一种危险的模式，它具有明显的“双刃剑”功能。尽管一定会有新的主旋律电影步它的后尘，但我认为这种模式会对主旋律本身形成的伤害，跟它所获得的利益同样“丰厚”。
5、被称之为”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建国大业，代表了怎样的文化符码？观众用票房支持建国大业又代表了怎样的文化符码？
朱大可：建国大业是一个古怪的文本，它跟老式主旋律电影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它在语义上是自我指涉和自我缠绕，由此产生文本内部的自相矛盾；第二，它的宣教内容跟历史发生了冲突；第三，它所描述的历史镜像跟现实发生了冲突。这是三个层面的矛盾。这种多重性矛盾使影片的逻辑变得荒谬可笑起来，但正是基于这种歧义、多义和暧昧，影片变得耐人寻味起来。我不认为它是一部不值一看的片子，相反，它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研究转型中国文化逻辑的重要样本。
6、您所说的自相矛盾，是否是它進行自我批评和反思的结果呢？
朱大可：《建国大业》和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台词，就是上海打虎事件后蒋介石对蒋经国所说的一番话：“反腐吧，亡国，不反腐吧，亡党！” 这段经典台词好像在说国民党的历史处境，却又像是在影射现实。这是一些观众支持这部影片的重要理由。他们认为这部主旋律电影具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而这是一种文化進步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大业里充满了这种似是而非、充满歧义、自我反讽的场景。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反省，不如说是一种叙事谋略和技巧，以便在审查层和观众层都讨取掌声。在“电影厚黑学”的业务范围内，建国大业的确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7、在演员的层面所引发的国籍风波，也是建国大业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而演员纷纷放弃报酬，是该片低成本的重要原因。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大陆、香港和海外华裔艺人争相成为建国大业的角色，这使得这场拍摄活动成为一次效忠仪式。许多人的注意力都被所谓“爱国主义”的问题所吸引，而忽略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些娱乐明星在获取外国“生活执照”之后，正在谋求本土的“演出执照”。出席这场“盛宴”，就意味着从此获得了政治通行证，而那些没有拿到角色的演员，则会产生关于“演出合法性”的焦虑。那些传说中被封杀的演员，例如汤唯，没有在影片里露面。这是利用角色分配進行政治甄别和权利（权力）分配（交易）的典型案例。
8、为什么建国大业不去描述两支军队在正面战场激烈交锋的精彩场面，反而要耗费主要笔墨去讲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过程？这到底处于什么目的？
朱大可：《建国大业》和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建国大业本来应当去描述国共战场上的正面冲突，因为这才是历史关注的真正焦点，也是这个题材的视觉优势所在，但它却转而纠缠于政治协商会议，甚至仅有的几个战争场面，都是从其它主旋律影片中借来的航拍镜头。这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叙事冒险。只要观众跟8年后的“反右斗争”進行联想，就会摧毁这场主旋律表演的历史根基。所幸的是，80年代及其此后出生的青年观众，大多不会展开这样的政治联想。相反，政协会议的设计显示了一箭双雕的功能：它不仅可以用来证明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也使得大多数娱乐明星有在奢华场面中扮演豪门贵人的机会。
9、有一种批评声音指出，既然演员都是义务演出，那么观众就有权获得免费或低价观看的权利。但实际上票价一直维持在最高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这是一种机智的指桑骂槐的批评，它嘲笑了制作方的逻辑。一方面要求艺人为主旋律而义务献身，一方面却实施严格的高票价制，并且大声炫耀它的票房收入，这是双重价值标准的结果，它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了建国大业的逻辑混乱。
10、建国大业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还是有可能被沿袭和复制，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未来，以及国产大片的未来将产生什么影响？
朱大可：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影片，必将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个标杆，所以完全有被模仿和复制的可能。中国电影的自我复制能力是极其惊人的。但这种百人明星团体操的手法，通常只能玩一两次，搞多了，容易产生视觉疲劳，最后难免沦为票房毒药。
何为中国电影的健康出路？
11、这种明星云集的模式，是不是中国电影票房的唯一出路？您如何让看待中国电影的现状？
朱大可：《建国大业》和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中国电影工业的收入，在全国GDP中的份额是非常有限的。2008年,中国电影产量高达406部，据说已经名列世界前三名，但国内票房只有42.15亿元，不过是上海两三个高端楼盘的销售额而已。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电影的这点微薄收成，居然建立在一种畸形发展的格局之上，也就是说，它依赖的不是一个人数众多、水准整齐的导演群体，而只是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这三个导演。他们垄断了电影业的主要资源，却只能制造诸如 “无极”和“黄金甲”之类毫无精神价值的货色。而大多数“小片”却因缺乏资源而丧失发展空间。现在中影集团以国家主旋律的姿态加入了大片制造者的队列，势必会加剧电影资源的权力垄断，形成更为严重的文化霸权。
12、您认为什么才是中国电影的健康状态？
朱大可：所谓电影发展的健康状态，应当符合下列三项指标：首先是资源分配的相对合理公正，放宽审片制度，以基金扶持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鼓励不同样式、主题和风格的导演的自由成长；第二是电影内容必须建立在人本主义的价值底线以上；第三是建立合理的电影分级制度，以便既能满足成年观众对暴力和情色的欲望，也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暴力和情色的伤害。这三种指标是互相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前提和希望。
13、您曾经呼吁独立电影和独立影评的出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种独立精神有没有生长的空间？
朱大可：独立电影的生长必须依赖于民间资本，但为了避免权力胁迫现像的发生，民间资本应当被组织成文化艺术基金，也就是出资人无权直接决定投资对像，而必须通过第三方“基金会”進行资助选择。但目前政府对基金的管理日趋严苛，民间基金组织的诞生变得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独立电影没有基本的生长空间。但另一方面，鉴于互联网和少数有良知的媒体的存在，独立影评有自身发育的空间，独立影评人的出现，将为中国电影工业提供必要的压力，促使它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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