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47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报告中共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以及毛怎样对待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尽量在表面上做到不偏不倚。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商量后，决定不让教育部，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争斗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医生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周恩来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报告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如果不能成行，会给江青他们可乘之机，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也不顾周恩来的病情，对医疗组表示：暂时不能提及周恩来大便里出现潜血，以确保长沙之行。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小心，要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周恩来在汇报时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 周把常委放在先，副主席在后。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张春桥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周恩来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张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并还把康生抬出来。而且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春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 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可见历史问题在中共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同样腐败问题在目前也成为了中共新一轮党内斗争的工具。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 ，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做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表面上，毛对周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而进行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逃过了一劫，不过周的身体却完全垮了，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