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内地爆发近十年罕见的“民工荒”，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连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都大叫缺工。表面看是经济回暖、定单回升令招工困难，深层次原因是新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他们用自己的择业权向分配不公平、权利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发起挑战，逼政府提高数亿农民工的公民待遇。
今年的“民工荒”来势急、范围广，珠三角是其中的重灾区，估计欠缺劳力达三百万，致使企业有单不敢接，蒙受惨重损失。不少企业不惜以增薪、提高福利、放宽年龄学历限制等手段抢招民工，甚至直接到车站“堵人”。据广深多间人才市场透露，企业至少已将民工薪酬上调一成五，部分工种加薪五成，普通技工月薪达二千元，但仍“一人难求”。
“民工荒”卷土重来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太抠，薪水太低。这些年来，各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实体经济快速增长，投资者有丰厚回报，但资本与劳动力的回报根本不成比例，企业不断压低农民工收入以获取超高额利润和提升竞争力，农民工薪水停滞不前，即使加几个小钱也被通胀吞噬，而遍布开发区、工业区的农民工，有几人真正享受到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两天双休的《劳动法》？他们凭甚么要为企业奉献廉价劳动力？
追求尊严追索权利
另外，内陆省份加速发展，尤其是河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省相继进入GDP万亿元大省，民工需求骤增，也加剧了东南沿海的“民工荒”。四川民工能在老家找到工作，即使月薪比东莞低几百元，有谁还愿意拖儿带女、离乡背井外出务工，过著飘泊不定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群体正值大规模代际替换，“八十后”、“九十后”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六、七成，他们已不再是二十年前南下淘金一族，每月几百元就能打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为养家□口打工，收入大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增加一点工资和福利已很难打动其心，环境差就走人，无发展空间即换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特征是希望尽快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但为现实所逼仍然生活在都市边缘。他们的父兄虽然已捞到第一桶金，但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得不到公民待遇，而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他们从来都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斥”，需要时当廉价劳动力，不需要时随时回乡务农。因此，“民工荒”其实也是“民工权利荒”，单靠企业加薪，临时提高待遇，而当局不降低城市接纳农民工的门槛，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心务工，不过是一厢情愿。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干枯，“民工荒”只是社会不公的产物。可喜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被动接受单向挑选，他们挑工作、选待遇、求尊严，以行动挑战社会不公，向当局追索基本公民权利，当局不想办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民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拦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