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刚过，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春暖——一号文件进我家》。介绍成都新津县普兴镇“袁山社区”，多有溢美之辞，并配文艺表演宣传其优越性，成都副市长参加录制，村党支书是主要对话人。这个节目使我联想起五十年前宣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优越性，很相似。
2010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 袁山社区”将原来五个养兔农户合并成“袁山养殖专业合作社”，还建立了兔皮加工厂。社员既是员工又是股东。年底袁山社区分红每人347元，不管男女老少，平均分配（这是公社时期的平均分配，像当年分配粮食一样）。农民集中居住到新建的社区，必须拆除原有住房，腾空出来的大片宅基地，让给公司使用，换来资金，投入社区建设。
尽管新社区可用自来水、煤气、光纤，但是很多农户不愿迁入新社区，农户不愿放弃旧院落，因为新社区不能养鸡、养猪、养鸭，不能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果树。有一曾姓农户刚刚投资4万元建了个二层楼房，现在让他搬到新社区，拆掉自建楼房，他实在不愿意，书记六次到他家做工作。
（一）建“社区”很像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
当年的合作化、公社化是要消灭一家一户的自主经营，建立集体经济，当时办社队工厂、养鸡场、养猪厂，现在把个体经养殖户合并起来办“合作社”，基本上没有区别，都是建立集体所有制，集体经营。尽管现在有的改叫“社区工厂”、“股份企业”，但本质还是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公社化时取消了自留地，现在是取消自养家禽、家畜、自种果树。
现在要建设的农村新社区与合作化有很多相似。1958年公社化时，我在农村当农民，深深领会了合作化的弊端，去年我写了《1958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发表在网上，已收入网上《孙文广文集》。五十年前农村推行的合作化、公社化给农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造成三千多万人饿死的惨剧，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真相，当然也没有吸取教训。
过去的合作化、公社化与现在的新社区建设具有一些共性，就是不尊重社员的财产权和基本人权。
在新社区建设中，施行压力收回农民的宅基地，拆除农民的自建房屋，这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侵犯，有人说现在农户是“被自愿”。要拆迁农民旧房，必须有合法合理的补偿，要完全自愿。根据很多农户反对搬迁来判断，肯定是原有房屋、宅基地折价不合理。所以农户不愿搬进新社区。应该反对强制拆迁、回收宅基地。
（二）中国40年前，合作化公社化的惨痛教训
回顾过去，1949年后实行土改，随即实行农户自主经营，53年开始推行合作化，经过互助组、初级、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几个阶段，努力推行农业集体经营，目的是在消灭私有制，走公有化的道路。
在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建立的集中管理体制，造成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粮食大减产，在1960年前后发生全国大饥荒（注 2：见本人所写《1958年我当农民见证了人民公社和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了3700万人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历经三十年，到了1980年代，当局只得放弃人民公社，放弃合作化，在农村分田到户，实行农户自主经营（官方称为农村联产承包制）。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重要的农村经济改革。这项改革是万里、赵紫阳等领导人积极推动的，结果立竿见影，使得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解决了全国温饱问题。但是变革之后，当局并没有认真的分析，为什么取消了人民公社，不走合作化的道路，分田到户会推动农业大发展。
（三）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
综观世界各国，发展农业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国家搞集体化、合作化、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苏联，北朝鲜，东欧和中国都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个体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创造力受到打压。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制造农业衰退、大饥荒、人吃人、饿死人的道路。
发展农业的另一条道路是欧美、日本、南韩、台湾的市场经济道路。
农业生产作业面多在野外，农田（或水域或林区）地域分布非常广阔，地形环境各不相同，而且作业受到气象、季节、灾情影响，天有不测风云，不像工业生产，可以高度的集中，多数劳作人员固定在厂房中，有条件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所以自古以来，农业经营都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个体经营。直到今天，在美国经营上千亩地的农场都是家庭私人经济。
（四）1995我去台湾农村访问
1994年我指导了一个台湾研究生， 1995年我应邀去台湾参加两岸管理教育研讨会，会后在学生陪同下，到屏东林边乡他家住了几天。让我了解台湾农家的生存环境和经营，他家父母两人经营一个果园，住的三层楼房就在果树环抱之中，几个子女有的进城，有的念书。家中剩下两位老人，种植槟榔、芒果、龙眼等果树，男主人还搞一些副业。开一辆奔驰轿车。因为住宅就在果园里，所以照看特别省事，既可方便出工，又可看守果园，防偷防盗，这种家庭就是台湾现在农家缩影。
两岸大三通已经开始，为什么我们不去考察一下台湾的农业经济？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台湾的三农问题？台湾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我们不应该回避台湾经验。与台湾的交流不应仅限于物质，应该重视思想观念上的交流。
最近我的好友李昌玉去云南旅游，回来后对我说，在怒江旁边盖了很多新的房子，原来是希望农民能搬到这里住，但是至今很多房子仍然空着，动员住在山腰中的农户下山来住，结果有些农民不自愿。这大概是和“袁山社区”相似的一些社区建设。为什么有的农民不愿到新社区去住，这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这些农民以农为主，他们住在山腰上屋前屋后就是耕地、果林。他们的住在山腰当然离劳作地很近，可以节省很多走路时间，而且屋前房后可以养鸡、养鸭、养猪，栽上些果树。燃料有取之不尽的柴草，他们为什么要搬到山下住新区呢？虽说那里有自来水煤气，但是能免费供应么？搬到新社区要交水费、煤费，不能养鸡养鸭养猪这会减少收入，本来是卖鸡蛋有收入，现在要买鸡蛋吃，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是一个很不经济的政策。农民拒绝搬迁，拒绝拆毁自建房屋，这是维护他们的财产权、土地使用权和经济利益。这种维权活动应该受到鼓励。
（五）农村要改革不要倒退
有人说进入新社区可以到社办工厂打工，但是社办企业的产品要受市场经济的制约，如果产品滞销卖不出去，不能赚到钱。如果社（区）办企业，一旦像50年前的社队企业、20年前的乡镇企业那样云消雾散，农民将如何生存？
私人经营农业的模式，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创造了农业的辉煌。这是一条建筑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基础上，以私人经营为主的农业发展道路，是一条广阔、光明、成熟的道路。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经验，中国如何发展农业，要走什么路，现在应该认真的思索讨论。上个世纪就有人提出讨论，两条道路的问题，结果被一位大人物压了下来。
当前农村的“社区建设”，“城乡统筹”，“搞合作化”的方向包括 “袁山社区”的事例，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能将其当做一种楷模，一种范例，加以美化，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其“优越性”，利用现代的媒体文艺演出将其包装渲染，进一步推广，这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1960年前后的“合作化”，“公社化”的惨剧不该在中国重演。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合作制为农民自主经营，那是大大的进步，袁山社区是要改变延续三十年的农户自主经营，改行合作制，这是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010年2月27日 于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