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二月二十二日北京长安街出现一九八九后首次游行示威，北京女艺术家喻高随后在博客中指责参与游行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作秀”，并称“对于政治暴动，任何政府都有权镇压。”喻高的言论立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二点，北京市朝阳区○○八艺术区七个拆迁留守者，被一百多金盏乡政府雇佣黑社会暴力攻击，匪徒们手持棍棒和大刀，面带口罩，打伤数名艺术家。
随后的二十二日下午，北京艺术家艾未未等十几人，拉起横幅，走上长安街进行抗议。大批境外媒体赶往现场报道，而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英文版也罕见地刊发了报道。
有报道称，这是一九八九之后首起发生在长安街上的游行示威，当然不包括阅兵这样的官方游行。但事实上，有网友说，各地在京的访民在长安街上的类似行为屡屡发生，只是并没有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此后，可能是此事影响太大，官方迅速作出了反应，宣布已经抓捕了十八名涉嫌暴力拆迁事件的蒙面歹徒，北京市公安局的高层也前往现场调查安抚。
此事在互联网上则被严密管制，北京市宣传部和新闻办网络局禁令频发，删除了此事报道的许多照片、博客文章和贴文。
但北京的女艺术家喻高对另一名艺术家艾未未，也就是此次事件中的主要参与者，对他的指责却被保留，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
喻高是一名女雕塑和行为艺术家，她的工作室在正阳艺术区里。她也是这次正阳艺术区维权的主要牵头人之一。
喻高在二月二十五日自己的博客中指责艾未未，说他“蹿得太快了。”在这里，“蹿”是一个很有鄙薄色彩的动词，比如新华社在指责达赖喇嘛的文章中就发明了“蹿访”一词。
喻高首先指责艾未未太有“政治头脑”了，说他是“和这件事没关系的人”，怎么“蹿得比狗还快。”
二十二日凌晨，正阳艺术区发生了拆迁公司指使的黑社会打伤艺术家的事件，一名日本籍画家被打得头破血流，送往医院。二十二日下午，艾未未前往现场。
艾未未当天在Twitter上的描述，“现场约十个警察四辆警车职守，并在门口拉了警戒线。今晨朝阳区区长与金盏乡乡长到场向艺术家承诺调查处理被打事件，并特意关照艺术家不要声张，不要将事情闹大。”
此后，被打艺术家将艾未未带至○○八艺术区，后面一辆警车尾随。后来，被打艺术家结伴去城里举起维权条幅抗议，艾未未在Twitter上说，“我们同去。”
喻高则描述说，“政府在当天早晨就有明确的态度，一定要把此事一查到底。哪怕一些人不信，也不应该毁了这个对话平台。我们在严寒中苦苦坚守三个月，难道不是为了给大家解决问题吗？”
她指责艾未未不该去长安街“作秀”，被打的艺术家刘懿和吴玉仁在正阳被打伤，喻高说，“他们冲动的时候，您作为一个成功的长辈应该劝阻他们，而不是借他们被打，你去长安街作秀。”
她对被打得刘懿和吴玉仁喊话说，“你们非常英勇，不是见风使舵的人，你们已经是英雄。上了长安街，反而什么都不是，那是吸引媒体作秀的地方。”
“去长安街算什么？不还是要让政府解决问题吗？是让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你巴不得让这件事升级，要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象“六四”一样。
她又指责，艾未未“不经过正阳任何艺术家的允许就去游行”，喻高担心，“这件事一旦升级，性质变了，很多人要为你当炮灰，所有艺术家的赔偿都拿不到。”
喻高在另外一篇博客中则要求，“维权这件事绝不能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希望“恶性强拆让政府下决心惩开发商，保艺术家。”她指责艾未未在这个时候“偏要进一尺，矛盾就成了艺术家和政府之间的”。
喻高说出了最雷人的一句话，她说，“对于政治暴动，任何政府都有权镇压。”而“抓的是小的，大的有门路跑掉，‘六四’不就是这样吗？”
喻高这两篇文章一出，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她对艾未未的指责，凸显出中国维权运动中的内在分裂、悖论。
网友武文建说，“喻高的阴险在于，她给二十二日艺术家上街“散步”定了“政治暴动”的性。武文建还指出，喻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记住，天安门不是你们的舞台。”
武文建说，“国人都知道这样定性的结果，问题是，目前公安都没有这样的说辞。”他认为，喻高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作为记者，笔者无意评论喻高，只是对喻高说的“对于政治暴动，任何政府都有权镇压。”这句话深感震惊。
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的有一句话，“很少人受奴役束缚，更多人是自愿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