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的今天，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号，十一个北京石油学院的反动学生正在北京火车站候车，他们将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劳动改造。
灰暗的灯光下，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苍白憔悴颓唐，几个月来的斗争会已经将他们折磨得半死，现在他们将被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去，是什么样的苦难在等着他们呢？每个人都在悲伤和恐惧之中。
站在最角落的是章建航，学校的斗争会上说他的父母"解放"前是恶霸地主。他的罪行来自他的一首歌颂农村建设的诗，诗中有肥猪二个字。他被强迫承认诗中的肥猪是暗喻毛泽东，在毛泽东是红太阳的年代，这是够杀头的罪。今天回头看去，真正的奇才是那个第一个发现肥猪与毛泽东有联系的人。五七年反右后的中国知识界揭开了中国文人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被反右吓坏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了恐惧症：于是一边开始歌功颂德，无言不无共产党，无歌不颂毛主席；另一边人人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汇报思想和阶级斗争新动向。发现诗中的肥猪与毛泽东有联系，只是当年知识分子无数互相残害的杰作之一。但是知识分子的兢献忠心，阿谀摇尾，互相出卖(包括与父母划界限)，并没有缓息伟大领袖心中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他终于做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在文化革命中将他们统统送到炼炉中去烧烤：不管是过去整人的；还是被整的。
章建航的母亲和二个妹妹远远地站在他的旁边。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可以让一个演员维妙维肖地演一个垂死的人，但是他绝对无法让一个演员演出一个除了悲伤和恐惧，再也没有任何其它人性的人。这是一些意志已经被社会和同类压垮了的人，她们看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了恐惧，好像在说；“我有罪，请你放过我” 。
站在左边的是鲍有光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北洋政府送去留洋的老文人，我曾经见过他，他像是一下子老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前程对于他的儿子会是多么艰难，这是比生离死别更彻骨的痛苦。
王有林坐在行李上，两眼茫然的望着远方。没有人来送他，尽管他的家在北京。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弥留时，要求比他大十多岁的哥哥等到弟弟成人后才能结婚。哥哥忠心地履行着对父母的承诺，每天在工厂做工，供给弟弟上学。兄弟两人在睡床上议论了不少中国的反修政策。弟弟在学院中被同学揪出来后，系党副书记张西昆对王有林开始了日以继夜的攻心战，王有林揭发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哥哥。他的哥哥随即就被作为反革命送进了监狱。立了功的王有林并没有得到张西昆允诺的宽恕，现在他心灵中压着我们双倍的负担。
在我右侧站着李家富，他来自广东的乡村，这是一个遗腹子，母亲怀他时丈夫就死了。留下两分薄地，孤儿寡母没有能力种，就租给人种。解放后定成分，地太少，不够地主，但是有剥削行为，被定成小土地出租。李家富的问题是62年回家探亲时，看到农村俄死了人，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盼望包产到户等等，觉得与报纸上说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团员，还是付班长，回校后找政治辅导员廖国芳汇报思想。廖国芳说，你做得很好，以后有想不通的就找我汇报。到了毕业集训时，廖国芳将他汇报的内容全抖了出来，他就不容置疑地成了反动学生。而李家富的母亲也正在李家富成了反动学生的时候，到井边去挑水折了腰，这使她不能再挑水，每次需从地上爬到井旁，用几个小时拖一点水回来，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大学毕业儿子回来帮助她哩。。
李家富的后面是陈耀强，长得很高，鼻子翘翘的，有着一张讨女人喜欢的脸。可以说即便将陈耀强以一百个罪名定罪，最不应该定的就是反动学生。陈耀强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算是半个华侨，母亲在印尼，父亲在广州开饭馆，生了九个女儿，最后得了这么一个儿子。陈耀强在学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与一个比他差不多矮一半的女同学成天在校园中压马路。陈耀强的问题是看完电影战上海，回到宿舍时，站在宿舍门口仿照电影中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边两脚立正，将右手高高举起敬礼，一边叫蒋委员长到。陈耀强变成了反动学生，使他在印尼生了九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像发了疯似地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要将儿子从中国弄到印尼去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这是无声的送别。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看到鲍有光的父亲跟着火车跑着，他哽咽着叫喊着 “ 有光，要想着我”。在灰暗的月台灯光下，火车将他慢慢地愈抛愈远，缩成了一点。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一路上我的耳边回旋着鲍有光父亲哽咽的声音，“ 有光，要想着我”，我想，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 有光，为了我，不管什么发生，千万不要死”
押送我们的是保卫处的一个干事和两个低年级的学生。这个干事是复员军人，个子很高，对我们礼貌而冷淡，一点看不出他心里的实际感情。上火车前，他从袋里掏出一顶那种帽舌可以用一个扣子与帽体连在一起的帽子，戴到头上，顿时显得非常干练。二个押送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四川人，对我们说话说总是避开我们的视线，声音非常小，没有一点押送人的趾高气扬，给人的印象仿佛不忍看到这些人。几个月的批斗，使我们已经习惯于被人鄙视，一个押送我们的人，没有大声说一句话，更没有说一句侮辱的话，已使我们从心里感激涕零。整个押送气氛悲哀压倒了肃杀，使我们隐隐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恻隐之情围绕着我们，不过这也完全可能是我们出于自怜产生的错觉。
在火车上我看到那位保卫干事在远处跟女服务员好像在说什么，后来女服务员走过我们身边时，似乎是不经心的但是很快又很专注地看了我们每人一眼。
火车上的十多小时没有人互相讲过一句话，各人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和对于不确知的未来的巨大压力下， 没有心情去交谈。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交谈可能也是不允许的，虽然押送人没有明白宣布这条纪律。
到哈尔滨的时候正是午夜，我们要在这里换去北安的火车。哈尔滨的火车站比北京更是昏暗，虽是三月，夜间非常冷。我们将被子铺盖等行李堆在中央，大家围着行李坐地下。充满夜寒的车站，显得凄凉和空荡。范同明拿出一个短笛，吹了起来，押送人也没有制止他，他吹的是苏武牧羊，哀怨的笛声，催人泪下。可怜的范同明是我们这些人中将来命运最悲惨的一个，在他吹笛子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等着他前面的路程将是何等的艰难。
笛声哀扬，我看着范同明悲沧的脸，想，这就是那个被学校宣称气焰非常嚣张的范同明吗？我记起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后，一个夜晚，一个学校的高层官员找我谈话，用一种玩笑的口气提起有些反动学生现在还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在灰黄的灯光下，他脸上露出的那种对范同明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不懂事感到好笑的表情。
范同明来自骁勇善战的广西，那里的民风要比表面粗犷豪放，暗里藏针的东北大汉耿直。他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团级军官，这是一个最坏的层次，听说死在监狱里，要是级别再高一些，反而会受到共产党礼遇。这种被称为血仇子弟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是权利最没有保障的。
范同明的脸看起来有一种沉毅，倔强，说话很慢，而且对人的问话要有一个停顿才能反应，说明脑子不是很敏捷。范同明的问题就是一句话，说他附同苏修的口气，诬蔑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加上他气焰嚣张，拒不认错，所以被定成了反动学生。
后来我问过范同明他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我们这些不堪一击，在党面前痛哭流涕，苦苦求饶的反动学生中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会让我感到是一个奇迹，而且备感荣光。范同明有些不好意思，罗里罗嗦的说了半天，我听懂的他反复说的就是反面教员这四个字。可能是学校要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反面教员的意思。我觉得范同明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差，词不达意，我无法知道这是运动后受到刺激变成这样的，还是原来这样？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校方描述的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甚至不惜一死的刚强形象。
我基本上明白了范同明是被拖下水的，这种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明明是宣传用来激起人民对苏联仇恨的话，就算有人对中国反修政策不满意，也不会拿这种中国人都不认可的话来攻击的。问题是只要将范同明卷到这个逻辑上来，他是会被愈拖愈说不清楚的，所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恐怕也是有人先问范同明是不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开始的。像范同明这样耿直，倔强的人在乱世如果去参军，不管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都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卓越的军官。可是来到大学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他的脑子是无法绕出这些文人给他设的圈子的。
到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上火车了，等待我们的竟然不是拉人的客车，而是拉货和牲口的闷罐车，这种车没有窗户，也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在行李上，门一关上里面黑黑的。车上有一个洞，可能是给我们大小便。从哈尔滨到北安虽然不是非常远，但是是每个小站都要停的特慢车，要走十二小时。我们就这样坐在没有光的黑黝黝的闷罐车中十二小时，黑暗中没有人说一句话， 大家心里对后面还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充满了恐惧。
到北安县的时候，我已经在闷罐车中适应了黑暗的眼睛，被强烈的光线照得睁不开来。等到我能够看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北方边塞小城，几栋疏疏拉拉的二三层楼房更点缀出边城的荒凉。路上看不到土，上面被一层由雪踩实，而变成冰和土混合的东西覆盖着。路上走着长相与北京，哈尔滨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人，戴着有着长毛的狗皮帽，两手对插在袖筒里，鼻子冒出大团的白气，眼睛深陷在高高的鼻子里，就像凶悍的鸟。我想起过去在书上念到的，很多在中原犯了罪的人，为了躲避追捕，就闯关东，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吧。
这十一个人中，数我年纪最小，体力也最弱，加上前几个月的逼供批判斗争，我已经到了临近奄奄一息。从火车站到农场招待所对正常人大约是三十分钟的路程，但对于我变成了无限的走不到头的路了，我背着一个大被子，一手提着一个帆布箱，一手提着一个旅行包，根本走不动。由于胳膊没有力量提箱子，就想借腿的力量，腿都磨破了，加上我的鞋是那种北京市面上最普通的棉鞋，黑灯芯绒的面子，白塑料底，根本无法在这种冰雪的混合物上走，平均走二十步，就滑倒在地上一次。整个队伍给我拖住了，以这样的速度，恐怕天黑了也到不了农场招待所。
保卫干事走到我面前，叫我抬起脚来，看到我的塑料鞋底已经完全磨平了，没有说话，看了一下表，一付无奈。又走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默默地将我的箱子提过去了，没有说一句话。
农场招待所有一辆大轿子车和农场保卫科的两个人在等我们。上了车后，车子离开了县城，在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雪原上驶行着，一路上几乎不见什么房子和建筑物，而天却愈来愈阴霾，凛冽的北风刮得雪原上的雪在空中飞扬，一付北大荒黄昏的样子，我们已经到了天涯海角，车子还要将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呢？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雪原的远处出现了五六座矮小的土房子，车子似乎是向那些房子奔去。到了房子旁边，保卫科的人说，秦永廪拿着行李下去，其它人不动。我们中间，秦永廪的问题是最严重的，1962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了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回校后，给女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怀疑。他的女朋友邵乃庄倒从未揭发，但是他自己将一封未写完的信放到枕头下面，被团组织委员卢国忠翻到，报了学校。公安局将他列为代号5号控制起来，严密监视了好几年，班中竟然无人知道。我在运动中也因为秦永廪案情的影响受到了牵连，虽然后来证明了我对秦的这些观点毫不知情。秦永廪受的劳动考察比我多一年，他拎着行李下去的时候，流出了眼泪，非常可怜。因为本来我们毕竟是一伙人，现在将他一个人剔出去了，他心中充满恐惧。
后来秦永廪告诉我，他一进房子，就遇到了麻烦。一个单身的工人正在洗脚，叫他将盆里的洗脚水倒出去，而另一个工人说不要听他的，不要倒。他望着他们，不知是应该倒，还是不该倒？哭了起来，那个让他倒水的工人感到了良心内疚，不再说话了。这是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它显示中国底层的工人在这个残酷政治斗争的时代，与北京不同，与大学不同，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人性尚没有完全泯灭，中国的厚黑学尚未有足够的时间穿透中国的全部社会达到最底层。这些底层的人在大部分时候，仍然在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和良心在看待和对待事情，正是这个差别，救了我们，使我们这些落难的学生得以安度下面就要使整个中国翻天覆地，鬼哭狼嚎的八年，那个使中国达官贵人，名人淑流望风丧胆，至今想起来就恨得牙齿格格响的八年。
汽车离开五队，又在三队扔下了李延成，王有林和李树仁，在二队扔下了鲜朝佐，陈耀强，范同明和章建航，最后剩下了鲍有光，李家富和我。
汽车开到了一座山下，山上烟雾腾腾，山下是一排排的整个冬天枯叶不落的柞树林，和宁静的树干带着白黑花纹的桦树林，在树林的前面静静的卧息着几百座房子，这就是大庆北安农场的总部。我将在这座有名的死火山下面，度过我人生最难忘的八年。它是我真正的大学，在这里我认真的学习和思考了中国社会，在这里，经过苦难的火焰烧溶，我从一个喜欢作弄人的上海恶少，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懂得同情人间种种苦难和受苦人的人。
这座山就是与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八年青春紧紧连在一起的格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