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表明，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 4% 的指标要到2012年才能实现。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应当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投入。
教育不公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图为福建晋江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法新社）
中国教育经费占GDP 4% 的指标是1993年提出的，2006年曾予重申。1993提出的指标，过了近20年才能实现，恐怕算不上是骄人的成就。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士一直认为中国教育经费不足，而中国官方也承认，中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
不过，这两天媒体所关注的，除了教育经费的不足问题而外，还有教育的区域投入不公平、义务教育不均衡等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对教育的整体投入不足，而对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则更为不足。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表示，中国对教育理应有更大投入。他说，中国现在“不差钱”：
“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说是‘不差钱’，我们往往一年的公款支出吃喝就会消费几千亿，然后公车又是支出几千亿，还有出国考察旅游又是几千亿，不能说没有钱，我们应该把很多的钱拿到教育上来，因为这个国家呢只有在教育方面有了大的发展，中国才有未来发展的潜力，才能有更多的具有创造能力的优秀人才出来，所以为国家未来的繁荣能够作出贡献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表示，教育投入不足和教育投入不公的问题在中国同时存在：
“中国的经济是个两元社会。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沿海城市，那100所重点大学的话，可能教育投入还不够，但是要比其他的比如说在农村、乡村基础教育，比这些要好得多得多。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总体的教育投入应该是不够的。中国名义上讲说是保证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你要看看到农村，到那些边远地区的话学生受的教育不光是质量，我就是从数量上讲都非常少，就相对城市来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投入少，所以说很少有人愿意到边远地区去任教，反映出来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公正性。”
北大的夏教授也说，长期分割的、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也反映在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上：
“目前的一些体制是由于长期实施城乡分割的这样一种国民待遇所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地区和在城镇地区并没有实行一个统一的平等国民待遇，而是说城乡分割的。大家知道农村的义务教育实施的水平很低，无论是教育设施、条件、师资力量还有经费的投入，各个方面，包括入学、升学以至于考大学，竞争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国民教育的不平等性突出地表现在城乡的这样一个分割，这样巨大的差距，同时那些大都市和中等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所以要讲实施平等的义务教育制度就需要这个国家从教育法方面来进行根本性的重塑，让全体国民享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同时，国家财政要保障那些落后的地区、贫困的地区，让那些学生能够获得起码的义务教育。然后国家应该在每一年的ＧＤＰ增长的，其中有一部分作为转移支付，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基金，对那些长期在落后偏远地区指教的老师给与一些最基本的资助，同时给一些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学生给一些资助。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应该及早来做这些事情。”
夏教授说，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是一个方面，而教育不能自治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夏教授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出大师级人才、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制度：
“对教育到底是真重视还是假重视关键它不在于这个经费的投入，而在于对这个体制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真正在乎中国教育的未来的话，就应该对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种教育制度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从国家领导人到全社会都能真正认同教育制度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重要一条就是回归大学自治，所谓大学自治就是由大学独立地来进行管理，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无党化的教育体制的一个塑成，不是接受某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个政党的这样一个直接的对大学教育的这样一种干预。因为我们知道学术自由，学术地位的独立，这个是一个大学能够办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思想言论，学术方面的独立和自由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不在于投多少钱。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恢复大学自治这样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以教授或者讲以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再加上高等教育的这种管理者，这种管理者不是官员型的而是教育家类型的。首先是从学者中挑选那些知识面广，能够有综合管理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是聘请专门的管理者，他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专门的某一个学科的专家，但他具有高等教育的管理能力。成为专门的这样一种职业教育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人再加上学生的自治性组织，学生也参与到管理整个的过程之中，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三个方面的管理，再加上监督。比如说在西方大学里面的监督体制就有校董事会。通过一些外部的这样一些监督机制，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来把高等学校这个教育体制把它规范化、制度化。我觉得这个中国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说，因为财政投入不足，迫使一些大学搞什么“产业化”。他说，教育不能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