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眼下的问题,其实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层面上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难题。欧洲共同货币是全球汇率体系的危机预警器。
欧元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正因如此,它成了国际矛盾的灵敏指标。它不受单个国家的控制,而受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条约的制约。它是理智的作品,而非权力的产物。它是一种后现代货币、一种后主权货币。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把国家利益置于国际规则之上。
人们常常认为,创造货币是国家的事情,这是19世纪的主流学说,在德国经济学家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著作《国家货币论》中登峰造极。在《圣经》里,耶稣对是否要服从世俗权威这个问题有一个著名的回答,他拿出一枚罗马帝国的货币端详一番,对法利赛人说,“让恺撒的归恺撒”。跟大多数纸币和硬币不同,在欧洲央行管理的这种货币上,没有代表国家的图像和符号——没有恺撒。
欧洲货币一体化和全球问题紧密相连。欧洲人认为,接近的地理位置和共享的文化遗产,可以让他们在陷入僵局的全球议题上率先给出答案。如果某个议题在全球层面上暂时行不通,也许可以先在区域层面上给出一套办法。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最初蓝图是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之所以发布这份报告,就是因为意识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固定汇率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以外的任何势力都无法对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治下,美国货币政策日趋扩张;由于越南战争成本高昂,美国财政政策则表现为疯涨的赤字。
法国的政治家喜欢引用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一句话,他在大萧条的乱世中写道:“显然,欧洲巴不得让一个美国委员会来统治自己。”在欧洲人看来,监督着布雷顿森林汇率安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这样一个“美国委员会”的绝佳代表,法国人不喜欢被它统治。
《维尔纳报告》中的理念过于苍白无力,不足以应对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汇率乱局。将近10年之后,欧洲才拿出一套新方案。1979年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最初是对全球汇率混乱局面的一种高层次反应,尤其是针对1977、1978年的美元大贬值,那一轮大贬值差一点威胁到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以1989年德洛尔（Jacques Delors）领导的欧洲委员会发布报告为起点,中经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1999年欧元的建立,直到2002年欧元硬币和纸币正式进入流通,欧元的整个缔造过程,追根溯源,是为了创造一种机制,让全球汇率体系更加稳定。
上世纪80年代推动政策创新的关键人物,尤其是非常活跃的法国财政部长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动员欧洲主要大国协同出台了一套方案,并在整个欧洲力促其实施。1987年2月,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法国卢浮宫召开,会上,巴拉迪尔倡议建立一个汇率目标区体系,虽然后来这个计划没被采纳,他还是努力推动欧洲各国接纳一个更明确和更严谨的蓝图。
后来实际得到采纳的方案局部上包含着某些缺陷。这些缺陷的根源在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法国和德国,各自有不同的思路。德国力主出台一套明确的财政纪律,而其他国家希望有较大的自主空间。法国主张欧洲经济治理与货币同盟齐头并进,但其他国家觉得那过分体现了法国式的计划主义。最终得到采纳的是经过折中以后的德国版本。
今天的局面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似,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全球层面上货币政策各自为政的老大难问题。当年,欧洲抱怨美国的低利率导致全球通胀;如今人们抨击美国的利率政策不负责任地催生资产价格泡沫。
说真的,美国的低利率虽然作为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国内措施无可厚非,但它加剧了全球套息交易——投机者借入美元,投向受危机冲击较小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国际银行体系,此类交易大行其道。
这类全球性问题局限于欧洲层面是无解的。它需要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加上某种形式的全球经济治理。这个组合,欧洲已经尝试过一遍,发现就连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都无法将其完全实现。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则会加剧波动性。实验的结果是,欧洲把自己变成了金融危机的头一批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