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执政危机不是外交而是内政，一亿三十岁以下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福利没有保障，当局仍以大幅卖地财政维持经济，但高房价只会增加新生代的愤怒 。
今年三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例行的“两会”，然而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一个接一个麻烦。美国对台军售武、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增加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广播和网路视频的播放、谷歌事件以及人民币汇率等使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困难。不过，中共面临最大挑战不是外交而是内政，三十五岁以下的新生代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将挑战中共执政能力与地位。
流入城市无退路的一亿农民工
一月初，中共一号文件首次要求“采取有针对措施，著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这批十六到三十岁的农民工有一亿之巨。
二月三日至七日，中共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胡锦涛强调：“这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月五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单位切实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对欠薪引发的群体事件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人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一代农民工，他们缺文化为养家糊口进城打工，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间，现已进入四十至六十岁“年老体弱”的年龄，除少数留城外，大部分已返乡。而新生代农民工自幼随父母进城或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他们不会种地，不适应农村生活，只有到城市一条路，但无法扎根。
新生代农民百分之九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百分之三十以上具有高中、中等专业文化。他们与父辈不同，不愿做苦力，要求作为正常人的工作状态，不愿像父辈一样忍受日夜加班，在环境恶劣中像驴子拉磨般活在世上。
二○○八年官方统计，中国大陆城市化率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将每年在城市停留六个月的农民也纳入城镇人口，这显然是官方资料造假。中共错误将城市化建设代替人口的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年年在增加，每年进入婚龄的至少有一千五百万。他们往往以非婚方式解决性饥渴和生儿育女，所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高价房与他们无缘......
大幅卖地大幅腐败军民大不满
二月二日，国土资源部新闻发布会的资料显示，二○○九年土地出让总价相比前年大幅增长百分之六十三，卖地款为一点六万亿元。二○○九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面积二十点九万公顷，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房地产用地供应十点三万公顷，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七。住宅用地供应七点六万公顷，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在住宅用地中，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六点四万公顷，同比增加百之分之三十六点九。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一点三四亿元人民币，占出让总价款的百分之八十四。
财政部负责人认为，二○○九年全国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的贡献率为二成五，ＧＤＰ增长是８ 。卖地财政是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大陆已进入土地救经济，经济保中共时期。
土地财政造成全面腐败，高价房不仅阻止人口城市化，也造成全国的房荒。一九九八年中国大陆全面停止了福利分房，造成八成五的国民购不起房。按大陆现状，初进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平均是廿五岁并具有大专或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的年青人，至今三十五岁以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绝大多数购不起住房。这批体制内掌握各项政府公权的青年群体已深感党文化体制，解决不了他们结婚生子的基本住房问题。他们是首先觉醒的一代人，体制内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中国的戈巴契夫们或许将在这拥有三千万人的群体中产生。
中国大陆三十五岁以下的军人现状是什么？三十岁就可以担任团级指挥官，三十五岁就可以担任师级指挥官。连以上军事指挥官和文职人员从军事院校或地方大学毕业学生中选任。营以上干部并有十五年以上军龄的军官家属才可随军，现大陆军人住宅正在全面清理，老军人不愿腾出原住营房，他们转业到地方后买不起高价房。年轻军官不能及时住进营房，造成军人与妻子长期分居，即便随军也解决不了就业和住房，一旦转业到地方又加入缺房大军的队伍中。
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遇到许多解放军团级、师级干部因杀害自己的妻子而坐牢，这是当今中国出现的军人妻子婚外情现象。军人收入比起商人低得多，买不起高价房，解决不了子女就学，妻子就业和老人就医问题。妻子易受诱惑而与他人通奸。
城市农民工的各种抗议手段
一九九四年财政体制改革，造成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全国财政五成八归中央政府，四成二归省级、地级、县级和乡镇级政府，其中又大部分归省政府，造成各级干部工资收入主要来源於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推高了腐败，腐败又推高了房价，各级干部抢房，用远低於市场的价格购房。
例如：二月五日上午，上海法院开庭审理四十四岁上海青浦监狱副监狱长、政委、处级干部翁黎明违法获利一百七十六万元。翁利用职务之便，为犯人加快减刑中得到回报，以父母、妹妹名义在上海行之路，以远低於市场价格购置了五处住宅，少支付人民币一百七十六万元。二○○八年底翁即将被提升为副局级干部之际，受到举报而落马，举报人正是监狱内大批年轻的中共党员警官......
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像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后那样禁止人口自由流动。中共的户籍制度是从苏联的城市居民通行证制抄袭而来，在这前农户并没有感到低人一等，城市人也没有高人一筹。中共在全国城乡筑起的一道又厚又高的“大陆柏林墙”，以致每个国民从出生、上学、就业、恋爱、婚姻、家庭到交友都无法离开这个中式柏林墙。邓小平式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并不必然带来公民权的实现。新生代农民聚在一起，形成各色各样的贫民区，如北京“浙江村”、“安徽村”、“新疆村”、“河南村”等。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饱受剥削和歧视，他们采取各种维权手段，包括以跳楼或上塔吊车相要胁，同乡会集体行动，上访、罢工、静坐、发网文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等去影响社会，与政府“谈判”，争取自己权利。年轻人维权过程尽管充满著屈辱、艰辛与牺牲，尽管中共利益集团有一股顽强势力阻挡新生代觉醒，以至於从一九九四年来开始讨论的户籍制度改革至今处於“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欺人状态，但这堵“柏林墙”终将被冲破。
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委员提出七百万以上大学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权威研究机构报告指出，城市中至少有五百万蚁族。所谓的蚁族是指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处於半失业状态，十多人乃至几十人像蚂蚁一样，租用城市边缘地的住宅。他们生存都存在极大困难，面对结婚生子无缘买高阶房，明天不知在那里？这些没有未来的年轻人将会是当政者的很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