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酷刑仍然在中国的监狱中存在，图为遭到非法判刑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受的捆绑酷刑，上绳：上绳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它是古代四大酷刑之一，可置人于死地。用直径6～8毫米的细绳从脖子上勒下来，从两臂缠绕到胳膊，两只手腕相靠死锁，3、4个警察用力拽绳，使绳勒进肉里。
一些拥有不容置疑的生杀大权的人，只要高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将另一些被他他们称为阶级敌人的被彻底剥夺了尊严的人捆绑起来肆意凌辱，即使将人致伤致残甚至致死，其行为都是革命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受虐者如果胆敢吭一声，就会被怒斥为“不老实”,“还想翻天”，从而因“抗拒从严”，受到更大的凌辱。这不是海外奇谈，而是在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里长期横行于中国的一种很普遍的暴行。
打着阶级斗争大旗的打手们年复一年的残酷的以捆绑人为能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将捆人的基本动作熟练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在他们眼里，捆一个人就像捆柴或者捆被盖卷一样随便，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捆得像死狗那样缩成一团动弹不得，并以此感到自豪。他们从历代土匪那里学会了许多独出心裁的捆人的招式，同时创造性的进行了发展——只要能最大程度的使人痛苦，他们就总能开动脑筋想出办法来。除了比较常见的传统招式“五花大绑”、“苏秦背剑”(多么富有诗意)“仙人指路”(多么美丽的意境)等等外，他们又发明了“半边猪”、“望台湾”、“吊奶子”等等。
所谓“半边猪”，就是只捆一只手，然后高高地吊在空中，就像宰杀后挂起来的半边猪。
“望台湾”有些时下脑筋急转弯的味道。即把受虐者反绑后吊在旗杆上像升旗一样往上升，一边升一边问：“望到台湾没有?”如果回答没有，就继续往上升；如果回答望到台湾了，就更糟，“好哇，这家伙望到台湾了，他想蒋介石反攻大陆呢——升!”
最具有创意的是“吊奶子”，把女人的衣服剥光，很细心的用极小的麻绳缠住两个乳头，然后接上长绳，穿过屋梁，几个打手一起使劲拉，可怜的女人就慢慢双脚悬空，整个人的体重全系在乳头上。打手们则在一旁欣赏女人圆圆的乳房被慢慢拉长，不动声色地听着女人发出的撕心裂肝的惨叫。这在五十年代就我的家乡进行“伟大的土地改革”斗争地主时是一种常见的“斗争”方式，据说这样才能将地主斗倒，那些地主家的女人们为此闻风丧胆。
最常见的捆绑招式据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俄罗斯绑缚法”，此法是先将二三米长的绳索在中间打一个结，预留一个绳扣，然后将绳扣置于受虐者后颈下，再从左右两边分别缠绕双臂至腕部，将双手反剪交合，两端绳索合一，再将绳头向上穿过后颈预留的绳扣，将反剪的双手拚命向绳扣靠近。此法伤害极大，有时可立即致人手骨脱臼，大约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时候，这种残忍的“俄罗斯绑缚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传到中国的。一到中国，这种方法便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得到了普遍运用。
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打手们总是能随时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比如在蚊蝇成阵的夏日黄昏，他们把人的衣服脱掉后捆住手脚，然后扔到毒蚊密集的猪圈里去，任毒蚊叮满受虐者全身不能动弹，至直到天亮。
打手们的灵感不知怎么那么多，真是亏他想得出。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例。
我所在的公社按惯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忽然发现公社武装部长张明楷是一个阶级敌人，刚才还在台上威风八面的张部长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在解押他进城收监那天，碰上中午刚刚下班，找不到接手人，这时解押人员的灵感来了，就将张捆在全城最繁华的路人如织的狮子坝街头的电杆上，对他说，你不是说你在县城朋友多吗，就让那些朋友来见见你这副模样吧。那正是赤赤炎炎的盛夏，解押人员找凉爽地方睡午觉去了，张顶着烈日被捆在电杆上被人反复围观，直到下午3点被解往监狱。
据我同事丁某讲，文革中，他家乡赶场公社有一个捆人狂，此人捆人成癖，手段十分了得，一天不捆人手就发痒。他嫌一条绳索不够使，就动脑筋将长绳都挽成三寸左右的小绳团，一年四季都像手雷一样围着腰带挂一圈，走起路来那十多个绳团便在腰间晃动，令人心悸。他每天都要到处巡视，看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如果发现了敌情，他就立即从腰间任意取下一个绳团，望空一抖，呼的一下便飞出一条丈多长的绳子来，然后三下五除二，将吓得发抖的阶级敌人捆猪一样的捆起来。有时捆得兴起，他会一口气将腰间的绳团全用上，将人捆成一串。他走在路上，人们远远地都躲开了，像避魔鬼一样。
此人的杰作之一，便是捆绑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这个反动军官是黄埔五期(或六期?)的学生，名叫张仰虞，位至少将，我曾读过他不少档案，并在正式出版的黄埔名册中见过他的大名（诸君如有兴趣一查即知）。张仰虞解放后不知怎么安排到了县政协，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回家接受管制。据说张仰虞曾自吹李先念是他手下的败将，不懂军事，“只晓得在施南那个旮旯蹲到起”，这当然是反动透顶的话了。文革中，张仰虞已70多岁了，老病不堪，那位捆人狂不由分说就将张仰虞捆起来，然后吊到屋梁上毒打，硬要张仰虞交出暗藏的枪支来。风烛残年的张仰虞被吊到空中后一阵惨叫，实在受不了了，就说，我把枪支藏在菜地里了，于是便松了绑，带着人去菜地挖枪支，本来就没有暗藏枪支，菜地里又如何挖得出来呢。于是回头又吊起来，张仰虞无可奈何，又说，刚才是记错了，枪支都埋在猪圈粪池底下……如此折腾再三，张仰虞这位老黄埔出身的将军终于被整死。
我曾无数次目睹打手们捆人的场面。他们一般都是先脱掉受虐者的厚衣服，从后面将其轰然一声猛推在地——他们称为“狗啃屎”，用麻绳一圈一圈地将受虐者手臂捆紧，双手反剪，从地上拉起来，用膝盖抵住受虐者的腰部，再使劲将反剪的双手往上提，有经验的打手会将绳子反扛到自己肩上，猛一使劲，让受虐者双脚悬空，从而使绳索迅速上收，受虐者无一例外都要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捆绑成一团的人血液不能流动，一会儿就脸色苍白，全身沁出一层白蒙蒙的细汗，打手们把这种汗称为“白毛汗”，这是痛到极致的一种生理反应，如果能将人捆出“白毛汗”，就证明这个打手捆人技术已经到家了。
在这种时候，受虐者痛苦不堪，少不了会苦苦哀求：“松一点吧!”但是，打手们绝不会松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再收紧一些，表明斗争的坚定性。一些长期受虐的人，后来无论多痛苦，都绝不哀求“松绑”，因为那只能招致更紧的捆绑。我们县城里有个叫石毛的汉子，无数次的被捆绑，后来只要一见绳索就主动将手反背过去，而且无论捆得多紧他都说“松紧合适”，他知道绝不能说捆紧了，也更不能说捆松了。只能说“松紧合适，松紧合适”。个中滋味，浸透了血泪。
打手们肆无忌惮的施虐之后，大多能因此受益，运气好的可以当官，运气差的至少也可以当红人——积极分子，他们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天打雷劈，也不担心有人报仇，事实上无数可怜的受虐者从没有一个人采取过哪怕一点的复仇行为，都默默地一年又一年的忍受着，直至完全麻木。
也有一些打手在变幻莫测的斗争中忽然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成了阶级敌人，被另外的打手捆起来斗争。前面讲的那位捆人狂在文革后期被投进监狱，也饱尝了被捆绑的滋味。那时看守监狱的人不叫武警部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中队，我县的中队对刚入伍的一批新兵进行技能训练，要求新兵们在5分钟内完成捆绑人犯的一系列动作。否则视为不及格。于是新兵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反复训练，就像练习枪械的拆卸与组装一样。那位当年的捆人狂有幸被物色充当了训练对象，一个个斗志昂扬生龙活虎的新兵依次拿着绳子去捆他。教官在一旁从严指点：“手臂还应收紧一点，绳子应怎样打结，不行再来一次。”于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捆人狂就不断出现脸色缺血性苍白，“白毛汗”一次又一次冒出来。当时新兵的训练场就在城下的长江河滩上，菜市就靠近那里，很多赶集的人都看到了这精彩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