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 “夺权”斗争，暴露了一个深圳富村在社区治理上的难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权力已经大到畸形，社区居民因权力之争而分裂为两派。
这是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
“30亿村官”事件虽然过去已久，但细节之处仍可见其在当地的影响。在沙一的茶餐厅里，深圳卫视播放的“沙一30亿村官”新闻，依然能牵引食客们的视线而忘记嘴边食物。谈及当日的情况，一位陈姓村民说，“村里早就分成了两派”。但是他没有想到，“老书记”陈才兴和“村长”陈海平的矛盾会以如此戏剧性的事件体现出来。
一场“夺权”斗争，暴露了这个富村在社区治理上的难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权力已经大到畸形，所有明争暗斗均为此展开，社区居民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为两派。居民口中的是非对错，完全和利益纠结，这令外人难以探索事件细节背后的真相。
“比陈水扁贪污得更多？”
如同深圳的大多数社区，宝安沙井街道的沙一社区现在已经是一个流金之地，但是沙一的居民还是习惯称自己为“村民”，尽管沙一早已没有一丝农村的痕迹，看上去倒和内地的县城无异。
正值2010年元旦，街道一下子被穿着各式工服的打工者所占据。这是一个只有0.8平方公里的社区，大多数本地人都住在居委会附近的泰兴花园及其周边区域，别的地盘则大多数被工厂占据。在沙一的外地打工者超过了2万人，这些打工者平时都在工厂里，在街上难得一见。
遍地的电子厂让这个弹丸之地富得流油。对这儿的村民而言，财富来得似乎相当容易。他们每个月不用工作，每个人就可以拿到4500元的社区公司分红。对于年长者而言，分红更是高达7000—8000元。如此高的分红，使得沙一社区被称作是“沙井第一富村”。“第一富村”的另一个佐证是，在泰兴花园门前，村民的小车已经多得快摆不下了。
同样一个区域，沙一的财富却比万丰多出数倍，离这儿不远的万丰村，居民每个月的分红只有600多元，沙一的分红让万丰的村民羡慕不已。沙一的富裕使得村民对财富的管理者——沙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陈才兴充满信赖。这样的信赖直接引发了村民的失控之举，2009年12月22日，宝安区纪委就沙一社区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对陈才兴进行调查时，数百名村民硬是从纪委手中把陈才兴“营救”出来。
12月31日，距离陈才兴被宝安区纪委调查已有9天时间，但他并未失去自由。沙一社区似乎也恢复了平静，讽刺陈才兴是“土皇帝”的横幅已被拉下。
居住在沙一的外地人对事件并不关心，以载客为生的黄师傅对记者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这么快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似乎不知道此事在外面的影响。黄师傅更关心的是30亿这个数字，他对记者说：“那不是贪得比陈水扁还多？”尽管本地没有村民相信30亿这个数字，但是很显然，这个数字成功地达到了吸引外界眼光的作用。
“第一富村”的财富路径
漩涡之中的沙一村，村民对该事件的说法纷繁复杂却又不尽相同，仿若“罗生门”。但是村民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一切因社区股份公司的权力之争而起。
在深圳，像沙一股份合作公司这样的社区经济体，有1000多个。2008年，沙一股份合作公司创造的收入是7000多万元，对于一个几百人的社区，这并不是一笔小收入。陈才兴掌管的沙一社区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这么富有？一位陈姓知情人士告诉了记者股份合作公司财富来源的途径。“首先就是卖地。”这是一笔来得最快的钱。地价在这几年的上涨，更让这一块的收入剧增。
对于卖地，沙一村的不少村民仍然有后顾之忧。单纯靠卖地的收入，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位村民对记者表示，“地卖完了，以后子孙吃什么？”于是，沙一社区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厂房，直接出租给那些电子厂。
对沙一社区而言，从“来得快去得快”的卖地到“细水长流”的出租厂房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直接来源于土地的收入始终是这个村子的最重要的财富来源。房地产的开发则是这几年的事情，在意识到到房地产能带来暴利之后，沙一社区在最近几年开始了土地的更高级利用。在沙一的街头上，记者看到了不少尚未完工的楼房。居住在泰兴花园里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那些楼房都是村里弄的，虽然卖得不太好，但还是一直在建。”
沙一社区还有实业公司，振华电子厂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厂。当然，这个公司的收入在股份合作公司的收入中只是少数而已，根据《深圳商报》的一篇报道，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总产值只有2000多万元，收入当然也称不上高。
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个社区创造收入的方式并不是那么正规，这表现在废品收购上尤为明显。在这个遍布电子厂的社区，废品每年创造的收入已经以千万计，这笔生意被沙一当地人完全垄断。
“沙一村很霸道，那些电子垃圾外人根本不敢进来收购，被他们抓住的话，你收购的废品会被全部收走。”居住在沙一村的外地人黄茂才（化名）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车废纸还没出沙一，便被沙一本地人扣住，连车带货全被没收。”后来，他托别人的关系，才把自己的小货车给取出来。黄茂才说：“他们到电子厂去拉废品是不用钱的。”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村民的证实。“废品收购才是沙一的第一桶金，”有村民对记者表示，“沙一从废品收购里面挣了很多钱，之后就去修建了沙井天虹商场的那栋楼。”
卖地、出租厂房商场、废品收购、房地产，这些或明或暗的财富来源，从沙一股份合作公司流出，一部分变成分红流到村民手中。这个财富流动的过程大多在沙一村发生，依赖沙一村的资源，并完全由社区股份工作公司掌控。显然，这足够让村民对社区股份公司产生经济上的依赖。
很难说得清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属性，它是一个公司，又像是一个隐形的村级政权。它似乎能用“无形的手”管理社区，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沙一村的一位居民，因为错过居委会的计生检查，而直接被股份公司停止分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在沙一体现得尤为明显，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权力甚至比居委会的权力更大。
“老书记”到“董事长”的利益之路
担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陈才兴被一些人当作是绊脚石，但在沙一本地，没有人有能力把这块“石头”搬走。
在沙一村，“老书记”就是陈才兴的代名词。陈才兴今年62岁，从村里的大队长做起，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陈才兴这期间对沙一社区经济的发展有不小贡献，可能是沙一社区居民现在对陈才兴唯一的共识。1996年，沙一修建了广东第一个农民统建房，也就是今天看上去有点老旧的泰兴花园。村里的人至今还记得，“当初来这儿参观的人可是络绎不绝”。经济上的成功为陈才兴带来了政治资本，这让他此后一直连任书记，而“全国文明村”等荣誉为他挣了不少脸面。
2004年，沙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后不久，陈才兴成为公司的董事长。2004年到2008年，陈才兴一直兼任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沙一村的支部书记，财权和党务集于一身，所谓的“土皇帝”称号正来源于此。虽然他2008年卸任书记职务，但仍担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他的二儿子陈广培则子承父业成为党支部书记，显然，沙一村的各种权力几乎集中在陈家，这为后来的数次“夺权”埋下了伏笔。
陈才兴家族权力之大，让上任居委会主任不久的陈海平觉得居委会的权力已经被架空。陈海平说：“所有的财权都在‘董事长’手中，包括土地的买卖等等，甚至就连村委会的支出之类的都是他负责。”他对《新周刊》说，“陈才兴卖了很多不该卖的地，而且经常打击不顺眼的人。”当记者进一步询问时，他以宝安区纪委正在调查为由，拒谈卖地之事。
“陈才兴这么霸道，我已经向上面反映过很多次了，但每次都没结果。”陈海平话语之间偶尔会透露出陈才兴在本地关系的雄厚。“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在纪委的眼下逃走？”
对于权力的争夺，在“30亿村官”事件爆发之前便已初现端倪。陈海平说，在纪委要查陈才兴之前，村委会已经有人跟陈才兴不和。“我之前的一任没干满一年，现在看起来，我可能也干不了一年。”居委会副主任陈炳亮表示：“有一次陈才兴提议一个他的熟人当我们村里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不同意，他就停发了我的工资。”
陈海平同样也正面临另一派村民的质疑，“整件事情全是陈海平和村里其他人搞出来的”。此外，村民怀疑陈海平并无陈才兴的“赚钱能力”。对此，陈海平有些不屑，他说：“陈才兴给村里赚钱是他的工作，做得好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别人不一定会比他更差。”在很多人看来，陈海平能有今天的位置是陈才兴的“提携”。一位60多岁的村民对记者表示，“陈海平当初能进入村委会，就是陈才兴带出来的”。但陈海平并不愿意对记者谈自己和陈才兴的关系。谈到“夺权”问题时，陈海平的态度很鲜明，“和我没关系，只是纪委要查他”。
新周刊记者试图采访正处在风暴之中的陈才兴，但他表示，现在不会谈任何东西，“而且采访必须通过沙井镇”。此前，陈才兴曾表示“没有贪污村里一分钱”。
事件之后，这个社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村民已经因为陈海平和陈才兴两人的关系分裂成了两派，但是陈才兴的支持者更多。其中原因，正如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居民对《新周刊》所言，“我们那样做不是为了帮别人，而是帮自己”。
其中，陈炳亮的说法颇为谨慎：“别认为我们跟董事长是两派在相争，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采访村民。”
“深圳的社区治理结构有很多种，除了居委会之外，还有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党组织。这些组织的协调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深圳南山的一些村，就规定了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不能参与社区居委会的活动，这是他们有意识的举动，因为怕出现各种权力一把抓的情况，造成地方家族势力扩大，政府工作不好开展。”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博士陈家喜如是说。他认为：“社区股份公司其实是伴随深圳城市化出现的，深圳的农民在这过程中洗脚上田，从村民变为市民。这个过程当中，土地变成国家所有，保留了宅基地和一些集体用地。这一部分土地用于经营和开发，建立厂房，这就是农村化股份公司产生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农村化股份合作公司有却点像农村里面的村委会，掌管着集体经济。这是快速城市化当中遗留的一个问题。”
对村里两派村民的情况，一位知情人士则并不愿多讲，他只是说：“双方斗得比电视剧里演的都要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