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三月初的时候开两会。开两会年复一年这么长时间，在我们石涛评论的节目当中不是新闻，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么长时间里头中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人脸换了，模样换了，但是所有所有其它东西，什么都没有换，权力越来越集中，腐败越来越高超，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不做任何的掩饰，两会本身成为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供谁表演，也就供中共内部各派、各势力权力之争的一个表现的平台，这种权力之争表现的平台，它显示出来的是某些人告诉大家伙，就是公布于天下，我在现在中央内部的位置是什么，跟大家言语一声；另外也是向对手来示威、展示，无论怎么解释，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而它表演的对象和目的无外乎是展示自己的力量，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今年在两会期间，本来在我们石涛评论当中并没有打算非得要提它，可是整个时代确实略微有所改变，也充分的显示出来民间，特别包括一些媒体利用两会期间在展示它们媒体被长期压抑之后，又在现代的网络膨胀、可是中共又加以封锁，这种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过程中，被压抑的媒体，作为个体的人也好，作为部分人的一种代表性的产物也好，最近就表现出一种急剧的抗争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某些民间的具体事情，对官员的某些做法和表态，媒体就有点突破禁区的那种表现，试图表达正常人的思考和思维，以及某种勇气，正是媒体和具体记者和编辑们的表达和这种冲击力，实际无形中，或者说客观上又形成了对中共严控媒体，严控信息，严控网络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挑战。
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在两会之前，也就是三月一号，十三家都市报联合在一起，涉及到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联合在一起共同发表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主要是抨击目前在大陆的户籍制度，主要指城市户口和乡村户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早存在于一九五六年，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应该被抛弃掉。这种户籍制度也造成了所谓的暂住证，诸如此类的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引发出了命案，这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们看媒体当中都有报道。
这个社论发出来之后，确实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反响，最开始的时候人们以为这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今年的两会将不同于以往，甚至有人觉得是一种标志，也就是说党是不是真的在试图开放什么，试图做些什么。不成想这个社论刚刚出来，没有两天中宣部就命令，要求各网站和媒体不得转载任何有关这篇社论的内容。到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看到主要的社论的撰稿人之一已经被撤职，相应的报社主管们都遭到了中宣部的警告。
这种做法本身也就是显示出党的力量和党的意志依然存在，依然像它最早成立时的做法一样，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三家媒体做法的本身，就是在压抑下的一种个体的膨胀，它不是一个人的做法，而是以一组人、一群人达成共识，共同来向这个社会进行挑战，这个本身当然还是在党的控制和党的舆论框架之下，可是它直接挑战的却是中宣部本身的这种限制，这个意义就比较大。同样是媒体跟中国现任的官员直接发生冲突出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却极具代表性，我们就分两个来看：
一个就是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他怒斥了《人民日报》社的女记者，这个当时反响很大，是在三月七号，根据报道，我们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三月七日早上，湖北省省长李鸿忠爆出“雷人”之语，在一名《人民日报》女记者就邓玉娇等敏感话题提问时，言语失态，而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甚至抢走记者的录音笔。据当时在场的记者透露，三月七日早上，一群记者围堵采访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嘈杂中，并没听清前面的女记者在问什么。
也有记者称，这位女记者问的是去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湖北邓玉娇案的相关情况。当李鸿忠明白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忽然勃然大怒，对女记者怒吼道，“你是哪个媒体的？”女记者回答说：“《人民日报》”。领导更加怒， “你真是《人民日报》的吗？你还问这问题？你还是党的喉舌吗？你怎么去引导舆论呢？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找你们领导去。”
从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首先，李鸿忠忽然勃然大怒。这也就说明了女记者的有关邓玉娇案子戳到了李鸿忠的痛处，在李鸿忠的心里认为邓玉娇的案子是湖北的丢人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包括李鸿忠自己在后来的所谓的针对此事表态的一个场合下，说作为政府是欢迎媒体监督、法律监督的，我们也关注到一些负面消息的报道。
邓玉娇的案子是个正常的案子，本身被老百姓关注，在原来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报道过，它直接反映出来的是民与官之间的冲突，而民向这种霸道的官员直接说不，难道这本身就成为了所谓的负面消息吗？这种负面的说法是针对国家的荣誉呢？还是针对于党的荣誉呢？还是针对于国家干部的荣誉呢？还是针对于国家干部的脸面呢？还是针对老百姓的角度？如果说针对老百姓的角度是一个负面消息的话，没有人认可。
因为邓玉娇本身是最底层的普通人的代表，而她的行为却做了绝大多数普通人想做而没有敢做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讲，她就是正面的消息，对于国家来讲说，影响了国家的荣誉，影响了国家的面子，这叫负面消息，是你这个国家培养了这样的官员，你这样的党培养了这样的党员，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不敢让人家说，可是这个官是你国家的官，是你党的官，是你自己培养出的负面的官，难道它是什么负面消息吗？我觉得这个说法就非常有意思。可是在李鸿忠的嘴里却认为是非常正当的，非常体面的，也就是说李鸿忠本人就是一个可怜的党所培养出来的政府的官员。
而在后面她问的这几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当女记者回答自己是《人民日报》的时候，领导更加愤怒，“你真是《人民日报》的吗”？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相信女记者是《人民日报》的；而女记者敢问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社的人不能问这样的问题，就不能有人性，就不应该替人民说话，如果替人民说话的话，她就不该是《人民日报》社的。那女记者问了这样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李鸿忠的眼睛里她不配是《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绝不是为人民，就是穿着西服的流氓，它叫“人民”，实际上它是与人民为敌的，是与人民为对手的，从李鸿忠的话里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问题，就等于回答了我刚才说的问题：你还问这问题？如果你是《人民日报》，你早就知道不应该问这种问题，问这种问题的人，你绝不是《人民日报》的人，实际就是这个意思。接着他就说，为什么你不应该问邓玉娇的问题，因为你还是党的喉舌吗？所以你不是人吗？《人民日报》的记者都不是人，只是党的喉舌，她不是正常的一般的记者，她不配，她只是党让她传什么话她就传什么话，一点字都不能改，有口音都不允许。所以李鸿忠已经把什么是党的媒体，党的喉舌吃的非常透了，而且他认为这是非常正当的防卫，他认为在大陆就应该是这么做的，这才是正经八百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样子。
接着他讲，你怎么引导舆论，其实他就把今天在大陆的媒体本身的地位就说穿了，媒体没有地位，媒体只配给党、给官员吹牛、拍马、扇阴风、点鬼火，糊弄老百姓。因为媒体的作用就是引导，就是影响舆论，事实不重要，方向最关键，这就是党的媒体最最要命的。
他接着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找你们领导去。摆出一副官架子，你们领导——《人民日报》社的社长跟我们湖北省省长我们是可以说上话的，谁是你的领导，你连看都看不着，实际是给记者说这么一段意思。文章里提到说当时，这位女记者眼圈就红了，很委屈。我不知道这个女记者的年龄，听起来可能不大，如果年龄要大，久经沙场的话，我觉得不会眼圈红，或者觉得很委屈，她会以她特有的方式来处理的。
那她觉得委屈，无外乎这位女记者可能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是希望李鸿忠省长能够针对全国知道的炒得热热闹闹的案子有一个表态，也希望《人民日报》正是在李鸿忠的表态之下，写出一篇关于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的文章一出来是极具轰动性的。作为《人民日报》来讲也真的替人民出了一篇文章，无论是向着谁，但是她说了一件老百姓都关心的事，所以她就觉得委屈。整个这个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更关键的是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竟然还抢走了这位女记者的录音笔。我觉得归还不归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什么资格去抢人家的私人物品，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这种公共场合下，一个记者问了一个公众人员的问题，不愿意听，还竟然把人家的东西抢走，这个本身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盗和黑社会的行径，直接就代表党和其官员的素质，其实我提素质我就觉得难堪，也就是说，他有素质吗？整个这个过程他就表现出中共官员的真正的位置，不要说素质，其实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陆人，当他握有权力之后，他自然会把自己的位置与普通的老百姓形成对立。
无独有偶，另外一位薄熙来，按照网上的说法，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过程中赢得了老百姓的声誉，很多媒体是这么说的，让我看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他所掌控的权力，以及与他相关的人所掌控的权力营造了某种假象，包括雇佣人去写文章，包括控制媒体和手机短信，发放短信，发放红色歌曲，这都跟他个人在一方握有权力，绞尽脑汁用狡猾的方法形成某种氛围，如果这么说是绝不为过的，不信你就往下查一查。
作为薄熙来大家知道他是文革时的联动的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可以伸出手来跟他的父亲薄一波公开决裂父子关系，抽他爸一个大嘴巴。大家可想而知，这么样的一个人把党性远远置于人性之上，反过来说，他有人性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正是薄熙来费尽心机唱红打黑，为了使自己能够有机会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他破釜沉舟的做法，说他破釜沉舟是因为按照官员上下的走动都是靠派系，抱粗腿，我相信薄熙来从辽宁转到商业部，从商业部又转到了重庆市作市委书记，这样的过程，恐怕他以抱粗腿，凭他自己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也就是说，他抱哪颗腿和腿够不够粗，这是个问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以黑箱操作底下运作的这种方法玩不转了。
相信薄熙来认为对他自己的仕途来讲，在已经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又把赌注转到桌面上来了，所以他利用了两点。第一，普通的老百姓对今天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忍无可忍；第二，他以一方大臣掌握绝对权力的位置，靠打击异己，赢得百姓的心理，抬高自己的声誉，直接挑战胡锦涛、温家宝，直接挑战中共的高层，迫使客观环境让中共的最高层不得不接受他。这就是在我眼中看到的薄熙来真正的唱红打黑的目的。
正是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媒体们的关注，中外媒体谈到薄熙来都会谈这件事情，正是在这么个背景下，上星期六薄熙来出现重庆市的新闻发布会，但是竟然迟到了 45分钟，当所有记者在场外等候时，重庆代表团的新闻官问记者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结果一个台湾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位新闻官不满意，就说了一句有没有更辣一点的，就是说有没有更刺激一点的问题，你问的问题是小儿科，不值得回答。
我相信这是要抬高薄熙来的声誉，这是第一；第二给薄熙来拍马屁；第三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薄熙来和包括他们自己都“胸有成足”，面对所有的问题，他们会应对如流，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自信，第四这种应对如流的自信，我相信它来自于唱红打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
结果台湾东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站起来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马英九的；紧接着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他直接问薄熙来“打黑运动是否在捞政治资本，为的是中共十八大进常委？”这问题非常明白，结果问到了薄熙来真正的目的，但是他又不愿意承认，这就是最卑鄙的人所拥有的心态，自己是要干嘛又不直说，真正的目的却在其中，这是最卑鄙的人。
卑鄙的人遇到一个傻乎乎直接提问的人，就很麻烦，所以这个记者问过之后，薄熙来神情尴尬好久，全场的大陆记者低声惊呼。我相信这是因为台湾人问了大陆人不敢问的问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问出来肯定会出事的。在场的另外一个记者描述说，重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立刻冲出发布厅问门口的人说，刚才的记者是谁安排的，为什么让他提问？这个重庆团的工作人员跟刚才我们提到的湖北省的工作人员抢走女记者的录音笔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了原来的中国篮球队的队员陈凯，陈凯先生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谈到了有关冬奥会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国家队的表现和国家队队员的情况，当时陈凯这么比喻，说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就是高级奴隶，给你好吃的、好喝的、好住的，玩命的以各种方法让你出成绩，目的出了成绩是国家的荣誉，国家的荣耀，但是你出不了成绩，你就是一个该死的奴隶，出了成绩就是一个优秀的奴隶。而优秀的奴隶有机会成为更高级的奴隶来管其它的奴隶。他对比的是一个运动员。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一看工作人员的反应，我觉得这种直接的反应跟那极其类似，也就影射出今天在大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报考公务员，我觉得有类似之处。
文章里提到等了好久薄熙来才尴尬的回应说，今天这种场合不适合做秀。这个说法就非常有意思，我就不知道他说的做秀是指记者做秀呢？还是他自己做秀。他要说记者在作秀，我相信记者提问题是正常的，如果说记者问的问题不对他的心理的话，而是迎合他的面子的话，揣摩他喜欢被问什么问题而拍马屁的话，那个不叫做秀，而这个叫做秀的话，那我想说在大陆的官员也好，记者也好。那就根本不是正常的人，你叫什么东西都成，但他就不是人，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就一定会问正常的问题，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
再者从这个角度上说，台湾记者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而重庆的新闻官嫌台湾记者问的不够辣，不够意思，没有水平，要求问些有水平的问题，有水平的问题，薄熙来才愿意回答，否则没意思的问题，也给薄总丢面子，薄总张不张嘴，张嘴吧没意思，不张嘴吧折你面子，就是没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你又看不起台湾人，所以就略微的表现了一下，正常人应该问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也称不起做秀。如果这么说也就是薄熙来在说自己，说这个场合是不适合做秀的，他也就不回答了，回答就叫做秀，不回答就叫不做秀。
那也就是说，做秀这个词在薄熙来的心中是具有重要位置的，他应合了和回答了刚才这个记者提到的问题，打黑唱红就是薄熙来在做秀，其目的就是捞足政治资本，要进入十八大常委。其实进不进十八大常委，在石涛看来无所谓，爱谁谁，因为今天党换谁都是这德性，因为它叫共产党，但是作为具体的人来讲，薄熙来确实是十足的、百分之百的、合格的中共的党员和官员。因为这样的人真是党一手提拔和塑造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薄熙来在当时马上就批评现场的记者不该只想着做秀之类的话。而新闻官也就不再让台湾记者发问了，这就是整个的过程。结果另外一个记者对这个事情出了一个评价，他是这么说的：第一，该名台湾记者不是第一次来住点的，在大陆跑了很多年了，也就是说他有经验；第二，他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他的错，是因为新闻官要辣一点的，那就来了个倍儿辣倍儿辣的，在他们看来；第三，该名记者目前仍然很好，也就是说他还健在，或者说他目前还活着，起码是这么个意思；第四，如果换成台湾的政治人物面对此问题的话肯定不会愣很久的。
我相信不只上不会愣很久，而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不光是台湾，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政治人物在他见记者之前，这样的问题是必当要准备的，也自然会被记者问到的。所以我觉得两会确实透露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社会，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官场的社会，做个对比大家听起来就会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