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三纲，全遭变异
【传统三纲，阴阳主从，本源平等】
其实到这时，全部的三纲都已经遭到变异。
本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都是以“普遍关爱”为基础，基于君臣职位的不同、父子先后的差异、夫妻刚柔的呼应，所总结的配合规律。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犹如螺丝与螺母、木塞与木洞，既有阴阳主从的一面，更有本源平等、和谐一致的一面。
【单一强调尊卑上下，三纲内容都生偏移】
但是为了配合“王位家传”的目地，为了配合由此目地而发生的“忠”，君臣、父子之间被单一强调了尊卑上下关系。随之夫妻也被强调为上下关系。三纲中本源平等、普遍被关爱的方面都被遗漏。三纲的内容都发生了一定的偏移。
正面文化偏移了上古传统
【构成正面文化，偏移上古传统】
以上是中华王道文化在周以后，经历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所发生的逐步演变。这些演变完成以后，自汉代流传到清末，构成上古以后中华文化当中正的一面。
但是如果与黄帝、尧舜的上古时代相比，也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偏移了上古传统。
负面文化日益滋生，国政机括由成转破
负面文化日益滋生
【负面文化流成体系】
负面文化就是鼓励人们不通过修德，而通过其他方式来取得、维护王位或者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周初圣贤确立文化基础以后，后代人仍然要根据自己的心性，走自己的路。后代的周王以及诸侯、臣民都出现了大量不遵王道的现象。致使出现了周王失德，诸侯不去朝觐，甚至周朝被迫迁都。春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面对这个局面，各国更加重视如何维护爵位巩固、家族传续，所以各种学说纷纭而出。除儒家的王道因应新时代、继续流传以外，法家的霸道、纵横家的诈术等等一并粉墨登场，甚至流传演变成为体系。这些负面文化通过历史与现实，留传至后代。
【忠于君主超越忠于社稷】
秦以后确立了君主集权、天下一统制度。但事实上，政权社稷内的权力中心不止一个，有时甚至有新皇帝与旧皇帝的区别。而且，任何时候都存在皇帝与国家的不同。
所以“忠”具体演化为多种形式。能够无条件地听从君主指令、围绕君主利益，被现实政治以及部分舆论许为“忠”。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首先考虑忠于国家，却可能被现任国君当作“不忠”。
【私人忠义，相互利益】
君臣之间的这一种“忠”，已经明显包含了“助君为了私”的成分。其实这是一种“私人忠义”。
这种“私人忠义”一方面是道德的规范，另一方面也是相互支持的交换。如果臣下真的“忠”，那么主上给予回报，赐予官职、爵位、俸禄。君和臣都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而相互利益、相互支持。
【演化帮派博弈】
因为私人忠义的存在，导致在朝堂上出现了帮派博弈。自汉代以后，包括君臣、王子在内的帮派博弈就化成历史的纲要之一。首先太子和其他皇子都需要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从而巩固或者取得皇位继承权。而臣下也会分别支持不同的、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王子，以此图谋自己的前途。新皇帝即位后，也会对曾经并继续支持自己的人予以必要的回报，赐予一定的禄位、官爵。
【演化君臣博弈】
皇帝自称孤、寡，确实需要依赖臣下掌握朝廷、统治国家。但是在依赖运用官僚方面，皇帝也有难处。
假如能够利用真正具有儒家王道精神的君子是最好的。因为这些人除了忠诚以外并无他意，所以利用过后没有其他后果。但是儒家君子们不结帮，所以势力不大，而且重视王道、原则性很强，如果君王想要附带达到一些不正当的目地，有时也不方便。
如果利用势力巨大的臣下，这些臣下往往有自己的一个帮派体系。而且他们会依赖皇帝而继续扩张自己的帮派，逐渐就演变为权臣欺主。皇帝如果借助联姻，就容易发生外戚干政。皇帝如果依赖宦官，就容易演化为宦官专政。所以君臣之间形成权力博弈。有的皇帝大权旁落，在权臣覆盖下作傀儡皇帝，甚至被权臣取而代之、或者被迫退位给新的傀儡。
有的皇帝通过努力，最终废掉、杀掉权臣，从新布置朝廷的权力结构。
国政机制，日益成熟
【历代帝王的重要课题】
所以，在君臣依赖以及帮派博弈的过程中能不能建立稳定、平衡的权力结构，以便把臣下的权力控制在最适当的状态，成为历代帝王的重要课题。
【在君臣博弈中，皇族占有天然优势】
无论如何，皇帝在权力斗争中具有最终的优势。毕竟臣下篡权名不正言不顺，而只有皇帝统治才属于天经地义。而且皇帝可以主导法律的制定，可以颁布诏令，政治权力的体制必须经过皇家首肯的程序才能决定。所以在君臣博弈当中，皇帝、皇族占有天然的优势。
皇帝、皇族对抗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权臣谋权，主要的手段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员调整，瓦解权臣帮派，巩固自身的力量。二是体制调整，即修正原有政治制度，从而把权力越来越切实地集中到皇帝手中。由于体制调整的作用，导致从汉代到唐代之间，国家的各方面权力渐次上收。
【皇权上收利于王道实现】
客观上，皇帝与外戚、宦官、权臣斗争的结果，会导致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因为大多数坚持王道的人不善于争夺权力。所以皇帝日益把权力从权臣手中集中到自己手里，国政权力就能够有更大的机会被那些坚持王道的人所掌握，相对远离那些以“忠”作为手段的人，所以客观上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有利于王道实现、引领民生。
【隋唐时至于善成】
所以从王道实现、引领民生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到隋唐的国政体制，是基本善成的。皇帝通过家族继承确定，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而关键地，是皇家确立了良好的官僚选拔体系。尤其设立了宰相，是通过千挑万选、实践证明的人中之杰。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政事分属六部，皆归宰相领导。各项政策由宰相根据六部的情况進行综合权衡，再经皇帝认可，然后由门下省下发公文执行。总之，完善的科举选才制度，以及完善的宰相制度、三省六部制，使唐代的国政体制臻于相对的完美、善成。
国政机括，转为局限
【对官僚体系的态度发生整体改变】
唐宋之际，皇家对于官僚体系的态度发生了整体改变。在唐代及以前，皇帝对于官僚体系的态度整体上以信任、授权为主。对于在信任、授权基础上另外滋生帮派因而发生的权臣现象，只是在发生后努力剔除而已。但是宋代及以后，皇家对于官僚体系从整体上转变为不信任，在授予权力的同时就预先布置各种限制。在宋代及以后，对于官僚体系以及人性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国政体系的思想基础之一。
官僚体系对于中华社会的治理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皇帝到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层级距离，所以直接作用于社会、作用于各种事务的都是各级官僚。中华历代皇帝主要通过继承而确定，其善恶是非不可一定、难以必美，所以官僚系统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持政事继续运行的基本基础。
官僚体系天然是上级决定下级。所以决定官僚体系最根本的是其最上层，即皇帝。如果皇帝的基本倾向是不信任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就会陷入虚弱，国政能力也会因此虚弱、甚至瘫痪。
【态度转变，原因深远】
宋代开始对官僚体系态度的整体转变，具有深远的原因。从夏代开始到唐末，历史上臣弑其君、臣篡君权的现象，不断出现。根据历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深谋远虑、宅心仁慈的君王。他总结历史上历代动乱的原因，认定人心不可靠，决心直接从体制上完善设计，避免动乱。
宋太祖认定人心不可靠，最典型的是他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对功臣的谈话。皇帝说：“我如果不是你们，不会到这样。然而我作天子，竟然不如作节度使的快乐。我整个夜里都没有安稳地在枕上睡觉。”石守信等人跪地叩头，说：“天命已经确定，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什么说这个呀？”皇帝说：“人谁不爱图富贵？哪一天有人用黄袍披到你的身上，即使你想要不那样，那时能行吗？”石守信等人表示说：“臣等愚笨，没有想到这个，但愿陛下可怜我们。”皇帝说：“人生，就像马驹经过墙豁口一样快。不如多积累金子细软田土宅地用来留给子孙。艺人唱歌跳舞用以等到天寿，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地方猜疑忌讳，不也好吗？”石守信表示说：“陛下想到这个，真好比让死人复生，让白骨长肉啊！”第二天，都称重病，要求解除兵权。皇帝听从他们，都因此解去官职回到家里，赏赐很丰厚。
【宋代钳制宰相】
限制官僚首先从限制宰相开始。
宋代军权从宰相手中分出，形成文武两个首脑。每天早晨上奏事务，军事首脑与宰相先后陈述，各自所说的内容互不了解，所以经常造成两人相互怀疑。这个局面是宋朝皇帝在设计行政体制时有意造成的。
另外，财政、户口、支出由三司独立负责，宰相不能分管。失去了对财政收支的把握，宰相在具体行政事务方面的意见是否可行，就很容易打折扣。而且，地方上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兵权一律收归中央，许多机构直接负责于皇帝。所以宰相虽然名为最高辅相，但是扣除军事、财政、户口、支出、地方事务后，仅仅剩余其他行政事务。而且其他事务方面，保留给宰相的权限也很小，宰相客观上演变成按照皇帝意志督促办事的机构，真正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
【明代钳制所有官僚】
明太祖即皇帝位以后，寻隙杀掉当朝宰相，此后没有任命宰相，所以明朝再没有宰相的职位。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日理万机，“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
为解决皇帝精力有限的矛盾，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明成祖时正式称为内阁大学士，负责帮助皇帝草拟文书、并作为顾问。内阁大学士仅仅是皇帝的私人顾问，既不是宰相，也不是法定的行政长官，与六部没有直接领导关系。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大学士多半没有实权，只有严嵩、张居正两人因为太得君心而成为临时的例外。
明朝尽量减少了行政对于社会资源的调度，连军粮都经常是地方直供。这虽然减少了官僚腐败的机会，但是也削弱了国政应对事变的能力。另外，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等特务组织，对官员、军民進行无孔不入的内部侦查。文武官员一言与皇帝不合就可能被投入狱中、或者被廷杖，有时被剥衣廷杖。如果皇帝征召而知识分子不出面做官，就可以按照“寰中大夫不为君用”的罪名，杀戮治罪。
明王朝对所有的官员都抱着不可信任的基本态度，试图凭皇帝自身的努力，配合特务组织、临时顾问、检举监察体系，使行政体系忠诚廉洁，使王朝稳固。结果这些措施没能如愿。
【清代布置相互掣肘】
清朝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并且继续加强集权。一切军政事务都由皇帝“乾纲独断”。乾隆皇帝诏谕说：“此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皇帝亲自批答内外大臣的奏折，并建立内阁，作为草拟机构。内阁虽然品级很高，但实权很少。
因为皇帝有旨意就当面告诉内阁大臣，内阁大臣出去写好草稿再進去呈上，皇帝说行了，内阁大臣才退下。
清代还设立军机处，所处理的事务远远超过军事，遍及整个朝政。军机处的信函分为“明发”与“廷寄”两类。如果是廷寄，则按照军事机密体制处理，由军机大臣封缄并通过驿传直接送到地方；地方对皇上的奏章也由军机处直达皇帝。皇帝建立了与任何重要官员的直接信息传递系统，并据此掌握全部官员。
六部功能只剩下办理手续、或者其他辅助工作。而且皇帝不断跨越部门或者中央地方分野，把各种事务选择性地交办给地方官或者其他部的官员，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对特定官员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使各个机关相互牵掣、制约。往往一个事务由几个机关共管，防止权力专擅。这造成事权不一，责任不清，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许可捐纳，引爆贪污】
明代中叶以后以及整个清代，都允许“捐纳”，即通过捐钱取得做官的资格。这种现象全面败坏了吏治，致使贪污完全不可控制，腐蚀了绝大部分官员的正气，使人民遭到更严重的盘剥。
“捐纳”现象表面上是中央财政不足、迫不得已之举，实质是因为政事效率低下、导致开销太大。皇帝治理国家，当然必须依赖官僚体系，但是又害怕官僚体系当中哪个人谋反，所以对官僚体系既利用、又削弱，设置相互牵制。因此官僚体系规模越来越大，能力却不是越来越强。最终导致中央财政不足。但皇帝无法通过裁汰官员、增强官僚体系能力解决问题，才导致捐纳。
至于皇家对军人武将的怀疑、限制及其他处理，从更早就开始。
军事机括，由成转破
【汉唐之前，自然军队】
中华历史上的军队，在汉唐及以前属于自然形成。在天下大乱之际，振臂一呼、散尽财富、带领军队，完成自己的理想，此后这支军队就属于自己所有，这就是自然形成的军队。
【武人干政，屡现于汉唐】
自然形成的军队是完整的、有生命的力量。但是如果首脑思想不正，也可以危害很大。从汉末董卓、曹操开始，武人干政就不断出现。在唐代出现的藩镇割据，则是武人跋扈、与中央争夺。
【削除武将】
王族、皇家因此经常削除武将。削除武将经常是因为单纯的怀疑，没有实际理由，有时十分残忍。最早的例子目前可以追溯到晏子“二桃杀三士”。最著名的事件则是三个。第一是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盖因楚汉战争已经结束、韩信已经无用，而且韩信的能力超出汉高祖子孙所能掌握。第二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第三是明太祖朱元璋炮轰庆功楼。其他削除武将的，在历史上还很多。
削除武将对于王朝军力有重大影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汉以后诸多王朝削除有能力的武将、只保留没有威胁的武将，导致王朝军力严重削弱。按照中华文化传统的性格，中华不轻易对外用兵，军队多作本土守卫。 但是经过削除武将后，本土守卫也很难做好，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改变兵制】
自宋代开始，中国确立了兵将分离制度。因此兵不识将，将亦不识兵，相互之间没有固定的关联。能够打仗的武将手中没有兵丁，训练士卒的武将虽然有兵丁却无法调动，全部军事的调度由朝廷统一安排進行。而且对军事的调度权经常赋予朝廷任命的文官，而不赋予武官；在清代则属于满族官员。总之，兵制设计的根本目地不是增加军队的战斗力，而是防止军队可能被用来谋反。
所以宋代以后，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都不是政府军，而是岳家军、戚家军、曾国藩湘军等自行组织汇聚的军队。
中华国力走向衰败
【宋代以后，国力逐步衰败】
国力是诸多人力、武力的有序使用形成的整体效果。自宋代以后，随着国政军政体制的整体思想的转向，导致国力逐步衰败，直至清末。
元代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版图。但是元代是依赖蒙古骑兵体制从而征战亚欧，当时尚未受到中华文化正面因素的深入影响，也没有受到中华文化负面因素的深入影响。由于中华文化强调“忠”的因素，宋是当时世界上抵抗最有效的国家。
清自身力量有限，利用借力使力的方法不断扩充国家版图、达到政治统治。国家版图在康熙时达到最大，正是其实行相互制约、借力使力策略的成功。就中华整体的国力而言，清王朝蕴含着自我束缚的深刻因素。
【天下私有，无人可托】
反思中华国力走向衰败的整体过程，可以简单地一言以蔽之：自秦以来，诸多王朝以为天下国家属于私有，因此逐步发现无人可以托付，难以选择官吏，难以放心委托国政军政；最终导致国政军政力量衰败。
历史撞击中华，眺望传统進行批判
历史撞击中华
【直接反思，未得重视】
在明代末年，中华历史上就出现了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反思。但是这些反思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上天训教，依旧未醒】
清王朝以异族而入侵中原，随后学习了中华文化，因之统治中华。
面对异族入侵的成功，中华在清朝初年继续出现了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反省。但是也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西方侵略者接踵而入】
来自西方的侵略者接踵而入。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侵略者的目地当然是掠夺，不是什么好心。但是客观上在推动中华反省。
中华渐次反省，政界表现仍多自私
【反省渐次深入】
中华民族渐次反省，渐次深入。从器物层面，到政事制度层面、国政根本制度层面，最终到文化层面。
【政界表现仍然多有自私】
但是虽然历经多次反省，政治高层的表现依然多有自私。许多人一方面指责别人，另一方面做出了同样的行为，为了自己或者上级的政权利益而计谋百变，不惜卖国。
眺望传统進行批判
【遭到中国社会的猛烈批判】
政界、高层的自私，以及眼前传统的不足，遭到了中国社会许多人的猛烈批判。
【依据原始文明精神進行批判】
那么，五四运动的时候，甚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人民是在使用什么标准、依据，从而批判当时眼前的“传统”？
说来让人百感交集。自从明代末年以来，以及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人民当中的先進分子，事实上在使用朴素心灵所信仰的、最原始的文明精神，来衡量现实，甚至衡量自秦汉以来变异了的中华传统，以及批判所谓眼前的“传统”。
这个最原始的文明精神就是爱民，以及天下为公。
【眺望中西方遥远传统，批判现实】
当时批判者所依据的原始文明精神，首先是借鉴了遥远的西方当代，即由于严复翻译的《法意》、各种信息来源从而知晓的西方民主。 其次是参考了遥远的中华上古，即中华传统文化原典自古所崇尚的“天下为公”。
【孙中山呼应了中华本来的精神】
在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华思想领域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当成中华文化发展方向的主流。但是当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内容的，并不太多。孙中山在西方学习宪政理论以后提出了三民主义，成为一时的社会思潮主流，但当时中华社会把三民主义以及西方宪政当做学术研究的并无若干人物。大部分人还是按照孙中山先生讲什么，就去做什么。所以孙中山先生在中华当时影响比较大，三民主义在中华当时影响比较大，并不是西方宪政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实是由于西方宪政理论的抽象概念，以及孙中山的个人思想本身，一下子号召了中华人民内心深处的信仰：天下为公。所以才缔造了孙中山先生的巨大影响力。
【真正的传统一直没有消失】
天下为公的信仰源自中华上古，在《史记》、《尚书》等中华文化元典当中生动呈现，所以一直没有断灭。
而且秦汉以来，中华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巨大的付出甚至牺牲，面对、引导、规范那些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皇族，引领皇权尽可能接近王道。而在民间，士大夫阶层比较忠实地在整个社会流传了上古以来的中华王道传统。佛道文化和神传教诲也告诉历朝历代，必须爱惜人民。所以，秦汉以来的文化虽然包含了许多变异的成份，但是来源于上古和神授的传统信仰从来没有断灭。
不能真正实践，造成失败回应
多有批判，缺少实践，共产主义乘虚而入
【百年遗憾：多有批判，缺少实践】
但是从鸦片战争到共产党建政百年时间的历史，却给中华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中华人民从整体上似乎只能拿所信仰的“天下为公”来批判现实、批判别人，却没有在广泛的领域、范围、自身，予以实践贯彻。
【整体社会陷入愤懑，共产主义乘虚而入】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诸多丑行，尤其是政治领域的丑行导致社会仁人志士陷入极端愤懑。共产主义乘虚而入，被一部分人接受遵行。
导致革命成为传统，被共产主义所用
【面对批判丑行不断，导致革命成为传统】
而且批判归批判，丑恶并未消失。由此形成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中华形成了必须继续革命、必须继续批判的现实。最终导致革命成为了传统。
【共产主义乘机推行邪恶体系】
共产党利用这种机会，在追求革命的口号下，引导中华人民批判别人、相互批判。从而将共产主义的邪恶羼杂進入中华的社会体系，推行、完成了剥夺所有人财产、控制所有人思想的共产主义体系。
中华民族失败的回应
【历史变局的深层真相】
其实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至今一百六十多年历史发展進程，有一个极端特别的深层真相。
那就是在中国人民眺望中西传统批判现实，却未能实践、因而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共产主义带着它的一套理论進入中华，参与中华人民关于强国救国的反省。
这就是共产主义对中华的欺骗，但同时也是中华招来的。正邪同存于一定的宇宙中，生命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未来。共产主义将会成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未来永远的教训。
【九评的结论：中华民族失败的回应】
《九评》指出：“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
“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根源还在自己身上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中华俗语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能够自救成功，那么共产主义就没有机会進入中华。
【民族命运变化的起点】
按照中华传统经典《大学》的教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如果要发生历史的大变化，关键在于首先自己发生变化，也就是首先要修身。而修身需要从“诚意正心”开始。
【重新检点百年历史】
如果重新检点一下百余年的历史，当时能够诚意正心的人士，有多少呢？没有取得国家权力的时候还在为中华哀叹、悲愤，一旦取得权力、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代表中华的时候，共产主义就是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调动那些当时诚意而激進的人员当中的一部分，从而進入中华。却不能诚意、无法正心，这样的事实发生在多少人身上？伤透了多少人的心？当时有多少人主张暴力、暗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