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那天我清早去厂里上班，路过徐家汇，看到一张“公判”海报。我对这种海报特别敏感，因为辉哥就是这样死的。我被海报上所写某月某日将公判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紧紧吸引，上面赫然写着我原蹲的一所302牢房3座胡懋峰的名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那最要好的知己牢友竟也上了 “文革”阎王爷的点名簿？！我顿时惊吓恐怖，浑身冒冷汗。踏进工厂后，一边劳动一边在想与胡兄相处的那段日子。他那彻底、大胆反“文革”的言论，他那机智、聪明对抗牢中看守们残暴的办法，他那时刻关心我，临别时谆谆鼓励我“兄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的嘱咐，以及我们一起畅怀“口读”世界名著，直抒己见的“孙文读书会” ……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精英又要“上路”了，我想无论如何该去看看，给他“送别”。
这天下午，我装着肚子疼，向监督小组请假。因为我从未请过假，而且从不计较早来晚归，所以容易准许。我骑着自行车拼命赶去文化广场。我没有入场券，只得等候在广场大门口，四点钟公判大会结束，高音喇叭狂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押着死囚赴刑场的警车队缓缓开出会场大门。在第二辆敞蓬卡车上，胡兄被五花大绑捆着，左右两个文攻武卫战士狠摁着他头，我看清胡兄拼命挣扎想抬起头来，但他喉咙口有一根麻绳死死勒紧着，他满脸充血，根本无法呼喊出一句临死前的吼声。我骑着自行车追随行刑车队赶了一阵，胡兄显然无法看到我，我却见他脚上穿着我留给他的那双辉哥本来穿的皮鞋。我的泪水禁不住刷刷流下，天啊天数啊！67年3月我辉哥遇难，70年3月胡兄前赴后继，而这双高帮皮鞋就是见证物。皮鞋不会开口，但它伴随两位青年思想者的足迹，一直走到了生命之光的尽头……。我追赶行刑车队到淮海路拐弯处，不料被大批的过街群众堵住了，只得注目远送胡兄渐渐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他的的背影。
“文革”中的公判镇压大会，有上万民众参加，会后用敞蓬车押解死刑犯沿途游街示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大施威慑，杀鸡儆猴，压服民众的好办法。我看周围民众，有的惊恐不安，有的茫然迷惑，有的兴高采烈，而我自己却又想象到辉哥三年前同样被押赴刑场的情景，眼泪滚滚再也止不住了。身旁行人看我满脸泪水很奇疑，我飞快地踏着车轮慌乱离开人群。“文革”中，上海文化广场是专门枪杀政治犯的公判刑场，我的三位亲人、师长、好友——辉哥、陆洪恩、胡懋峰都是先后在这里被暴政杀害的，我相信总有一天醒来的上海人会在此处，为忧国忧民的义士和英烈们立丰碑。
回家路上，我独自躲藏在肇嘉浜路绿化林子里痛哭了一场。痛定思痛，猛然想起，单凭胡兄原有罪行还不至于判死刑，是否牢里又出了什么事？他在牢里，尤其在我们“孙文读书会”中的言论，是否被人出卖告发？我心思重重，推着自行车缓步走回家。脑海中时浮辉哥的面容，时现胡兄的背影，泣不成声地默默思念着。我反复咀嚼着胡兄生前的嘱托：“兄弟要活下去，要期望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