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The Chinese are coming”Banyan, From The Economist, Mar 4th 2010 )
今年3月1日，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问世29年后，进行了最大的改头换面，不仅展现新的面孔，也在增加外国记者的名额。为体现新的调查性报道特点，《中国日报》打算制定新闻议程，而不是跟风。
到现在为止，这个打算似乎并未使外国媒体动心。无独有偶，《中国日报》在标题“在外交事务上，中国将竭尽所能”下，引人注目的报道了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独家采访。报纸的改头换面还是要摆脱教条、无生气的新闻。在胡锦涛提到的新闻、舆论领域“日趋激烈的斗争”背景下，《中国日报》只是最新改头换面的中国媒体机构之一。
2008年胡锦涛视察了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胡哀叹在全球思想交流上的“西方的强力，中方的弱势”。为强调中国力图改变（平衡）这种劣势，去年10 月，胡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世界媒体峰会”。中共控制的通讯社与全球媒体巨人—路透社、BBC和媒体大亨默多克的公司平起平坐了一番。
变化是来得密集而迅速。从去年4月份，活泼生动的一份英文小报—《环球时报》为《中国日报》赚了钱。去年，中国官方的电视网络CCTV开通了阿拉伯语、俄语信道，并扩充已有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服务，葡萄牙语服务也在计划中。CCTV-9英语频道已经进入美国市场。中共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正在进入电视界—在使馆外、超级市场和3G放映短小节目。总之，据报道政府已拨出450亿元（66亿美元）用于全球扩张，CCTV和新华社渴望实现24小时英语新闻服务。
如果它能改进媒体的报导本性，这一切当然是好。当2004年发生亚洲海啸时，中国在东南亚比美国的电视网络和BBC有更多的记者。但是西方电视全方位、实时追踪的转播报道，甚至中国的广播公司也不得不依靠它。
在国内，竞争已是在鼓励更高的服务标准。 90年代以来，政府已削减了补贴，但所有直属党的宣传部门的媒体不在此列。为了争读者和增加广告收入，其它途径就是报道趣闻或名人隐私等。《环球时报》虽然受控于《人民日报》，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其中文版虽一直深受头脑发热的愤青、愤老的钟爱，但英文版本则走进曾经被认为禁忌的领域。
3月1日《环球时报》在头版上登载了中国未成年奥林匹克铜牌得主的丑闻，而《中国日报》则回避了这条消息。去年，也是这家报纸登载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并遭镇压事件20周年的新闻。近期文章包括互联网审查制度的调查报告；整版报导传闻：北京按摩院男按摩师为妇女提供“愉快的结局”（标题：“鲜为人知的按摩”）。但即使在这里，限制亦是暗含的。老主顾不是中国的娴静的女性，而是性贪婪的跨国公司外派职员。更瞩目的是，新闻界揭露和批判官方的不法行为—例如，本星期社论是反对警察使用酷刑。而且，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是：3月1日，十几家出版物登出相同的社论，呼吁温和的改革歧视农民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这方面也有限制。几个小时之后，大多数报纸的网站都删除了这篇社论。
至于有关中国媒体在海外的攻势，限制也将变得很清晰。根本上说,胡锦涛的无奈出自于国家的赤字和在国外的软实力。正如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学者David Bandurski所说的那样，中共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世界似乎对中国的魅力无动于衷。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在2008年西藏民众的抗暴和随后的国外抗议中国奥运火炬接力的事件中有所领悟。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极力加强其软力量的愿望受挫的原因是：西方反华主流媒体煽动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外较好的声誉，将会增加他们国内执政的合法性。
“垄断是自由的敌人，”中共党刊“求实”去年抱怨道。它可不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而是恼怒它在世界所谓的媒体垄断中，没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 在中国媒体对外的扩张中，它误认为：在国外能控制沟通渠道，就足以赢得朋友和施加影响。
在国内，为中共服务的记者被灌输令头脑麻木的“马克思新闻观”，其任务是将宣传说教塞进到所谓的客观报道里。在独裁的行销学里，赞同是刻意造出来的，而争议是被压制的。胡锦涛许诺的“和谐”是以扼杀媒体作为中国特色的。在中国的新闻中，渲染党的领导人活动胜过报告不受欢迎的事实，后者通常被隐瞒掉了。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大量儿童死于劣质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的消息被隐瞒。新闻界也是腐败的，记者拿了官员和商人的贿赂款，昧著良心不报道事实也是层出不穷。在国内已引发了对假新闻的公开正式的辩论；在国外，中共无论多么时髦的包装，都将意味着低劣的新闻造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