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升值外，还有很多可以平衡国民经济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鼓励进口以便缩减经常账户顺差，加强产权保护、环境治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借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这中间的很多成本是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现在是逐步把这些成本显性化的时候了。是调整，都会有痛苦，这正是结构调整的困难所在。
几乎在突然之间，中国由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功臣，变成了造成全球不平衡的“罪人”。这一转变显然带有政治色彩。不过，汇率问题到底还是个学术问题，我们更应该理性地评估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各种观点。
主张人民币升值有两种思路，一种以美国部分议员为代表的蛮横派，也许还包括那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们简单地从美国利益出发，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下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一，还呼吁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另一种更多以学术探讨的语气，来说服人民币升值。这种论者是从中国的角度，试图证明，升值不仅仅符合美国利益，对中国经济也大有益处。这包括大量的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金融时报》等。他们主张，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能控制通胀预期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能调整经济结构，更多地依赖内需。
当然，就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意见也不统一。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一种理由，就是人民币不存在明显低估。高盛根据其专有货币“合理价值”指标，即动态平衡汇率（GSDEER），认为除巴西之外的金砖四国中的三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估值都已过高，不存在汇率低估。
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难以有个合理界限，这使得所谓汇率操纵的指控难以成立。经济学家卡瓦罗和瑞恩哈特在2002年创造了“浮动汇率恐惧症”一词，来说明觉得多数宣称自己是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实际上并非真的如此。这些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采取干预手段来缓解本币需求的波动。声称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其外汇储备的变动远大于零，对于自称是盯住汇率的国家，其汇率的波动也远大于零。他们研究的一个结论是，相对于汇率变动来说，浮动汇率制国家的外汇储备变动与被认为是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不相上下。
此外，还应指出，判断一国汇率是否低估并非易事。根据均衡汇率模型，不同人会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高盛的模型就说明了这一点。均衡汇率通常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用汇率变化调整一国经济达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时，汇率应变成何种水平。问题是，没有哪个国家会仅依赖汇率来平衡经济。平衡经济还有很多其他手段，启用别的替代手段能够降低汇率调整的压力。
持保留态度的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改变不了美国对中国逆差的格局，同时却会让中国出口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收缩痛苦。美国的那些议员们提到，在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期间，中国在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从26%提高到了83%。但笔者以为，这一比重的提升，只反映了中国相对别国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中国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中美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竞争性很小。中国占美国非石油进口比重大幅增加的那段时间，人民币有效汇率实际上升值了14%。对美国出口更有意义的是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汇率升值，这些国家对美都有大量顺差，更重要的，只有他们减少出口，美国企业和工人才能真正减少竞争对手。
人民币升值将会使得中国出口增速有所下降，这会是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好消息，但不会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明显好处。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商品价格也会上升，这可能会抬升美国物价水平。在人民币2007年7月汇改之后的一个多月，美国人就已发现中国商品涨价了，并指责中国在输出通胀。当时，《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文章，题为《当心你所索要的（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这正暗示了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美国人所期望得到的。因为这些涨价几乎全是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尽管美国现在还没有通胀压力，但忽视人民币升值对其国内物价的中长期影响，显然是短视的。
前面说过，除了升值外，还有很多可以平衡国民经济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鼓励进口以便缩减经常账户顺差，加强产权保护、环境治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借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这中间的很多成本是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现在是逐步把这些成本显性化的时候了。
当然，增加对通胀的容忍度也能降低名义汇率升值压力。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建议主要央行将目标通胀率从传统的2%上调到4%。这一建议争论很大，似乎没有得到多少央行的积极回应。
对中国而言，物价明显上涨的危害可能要大于适度升值。对大国而言，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通常是较好的选择。物价一旦上涨其可控性要远远低于汇率变动，且治理通胀的成本通常也更高。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还不大，但物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在去年作出的预期，这迫使很多人提高了对今年通胀的预期。而在房地产领域，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另一意义的通胀。房地产领域是非贸易部门，房价的上涨没有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带来明显影响，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通过适度调整汇率管理通胀预期的需要。外汇储备如此迅速地膨胀，让人很难排除汇率作为调控手段的必要性。
是调整，都会有痛苦，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困难所在。但我们其实刚刚已有过一次相当成功的调整实践。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下降20%，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这中间确是伴随着大量的努力，以及很大的痛苦，但我们看到宏观上内需的增加还是有相当成效的，而在微观上，一些企业的确在国内找到了市场。此外，2007年汇改也证明，人民币温和可控的升值并非洪水猛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