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作家协会指责重庆媒体报道作协在重庆开会期间豪华铺张，与事实不符，《重庆时报》和《华西都市报》先后向作协进行道歉。有网民称重庆媒体的这次道歉为“被道歉”。
《重庆时报》3月30号刊发题为《作家团先订了总统套房 张信哲只好住普通套房》的文章，称在重庆开会的中国作协接待规格相当高，包括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两千多元人民币一桌的宴席，以及重庆作协专为接送作家准备的奥迪车等；《华西都市报》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住总统套房坐奥迪，作协开会有点高调》的报道。
中国作协回应重庆媒体“报道严重失实”，并公开了《华西都市报》4月1号发给作协的“致歉函”和酒店开具的证明。4月11号，《重庆时报》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发向中国作协的道歉信。
重庆媒体道歉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谴责作协“太霸道”、重庆媒体是“被道歉”。在重庆参加了作协会议的作家殷谦在其新浪博客，发表题为“中国作协为什么不敢直面批评”的文章，表示“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个别成员确实入住过总统套房，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没有到‘严重失实’的程度，只是个别地方措辞不严谨，造成了些许误会。”
本台记者致电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女士，但她表示身体不适，不便接受采访。对于“道歉事件”，《重庆时报》值班人员向本台记者表示：“真的这个致歉信是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稿子有相应的一些错误，所以才登这个致歉信的。”
记者又致电《华西都市报》副总编赵晓梦先生询问情况。
记者：“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给作协发致歉函的呢？”
赵晓梦：“我不认识你，不能说好吧。”
北京作家凌沧洲表示，如果重庆媒体的报道只是一些细节上出了问题而没有严重失实，他们的道歉多半是来自上层的行政压力，对媒体记者来说未必公平。凌沧洲说，事实上，有关部门对媒体的处罚，往往具有选择性：“事情就这样中央电视台报三鹿奶粉一千一百道，检察官到现在也没向全国人民道歉，也没有向三鹿奶粉的受害者道歉。那是多大的失职啊。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新闻人员的处境确实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 ”
“南方都市报”资深编辑鄢烈山先生告诉本台记者，中国报纸的总编、社长并不是民选出来的，他们只要对上层负责就可以，所以，媒体发生“被道歉”事件也不足为怪：“因为这些媒体都在宣传部的管辖之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市委领导在当地的省委领导之下，如果领导发怒了不高兴了，施加压力，逼着媒体道歉太平常了。”
鄢烈山先生强调，中国作协享受正部级单位，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正部级单位享受豪华待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说，中国当年是仿效前苏联的体制把作家协会官方化的，现在看来，作协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时代他们就靠这个工资生活还说过得去。现在这个国家本身它就是拿稿费的。搞一个很高的级别，养几个专职主席、书记养一批人，凭什么我们拿这个钱要养他们呢？”
据报道，除了道歉之外，《重庆时报》还解聘了主要撰稿记者；文娱新闻室主编被免职；分管的副总编辑停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