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战结束后，德国诚心悔罪，日本死不认错，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两个国家对大战的看法为何存在鸿沟？彼此的集体记忆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异或政治不同吗？又或是根植于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耻文化”，德国则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访二战的代表性城市：奥斯威兹、广岛和南京，并从军事审判、教科书、纪念碑等各方面广泛触及而深入探讨，引导读者从各种立场和角度，来理解这两个民族在战后面对自己历史罪行的态度。
海珊类比希特勒 德国人为何感痛苦？
我看了当地的电视节目并且再次为对比下的英国人感到惊讶。在德国的电视中，认真讨论的节目很丰富，节目中，人们围桌而坐，讨论当天的主题。观众围着比较小的桌子坐下，当作为号召的来宾发表意见的时候，便啜着饮料。通常气氛是严肃的，有时候讨论会呈现白热化。对于节目的庄严性，很容易引人嘲笑，但也有许多令人羡慕之处。在一定程度上，透过这种谈话性节目，使得德国人习惯于政治性的辩论。
在整个波斯湾战争期间，电视观赏者很难避免这种圆桌讨论。讨论的数量多到当你切换频道时，能随时跟上好几个不同议题。牧师几乎是经常性的来宾。来宾有的穿西装，有的穿牛仔裤。他们的出席是合适的，因为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有关良心的问题。一个人在战斗时能够带着良心吗？一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说，他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杀人的概念。他不知道他的良心是否准许杀人。一位服务于某个靠近美国空军基地的医院的医生说，当他医治在波斯湾战争受伤的美国飞行员时，他的良心令他困扰，因为这件事会让他成为帮凶。
在一个典型的节目中，讨论的团体包括了一个曾经反抗纳粹的人，一个陆军应征士兵，一个年长的家庭主妇，一个上班的母亲，还有几个高中生。这位二十七岁的母亲安姬莉卡说，德国必须帮助以色列，因为“在战争期间我们所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藉着在波斯湾打这场仗，什么也得不到。
“那英国和法国又如何？”这位前纳粹反抗者说：“我们应该把这种肮脏事留给他们去做，而我们待在家里？”（在这里没有提到美国人。） “这个嘛，”安姬莉卡说：“我们不能违反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怎能忽视我们所受的教育，它教导我们不再从事另一次战争。在其他国家里，我们耻于做一个德国人。人们总是害怕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又责怪我们不够积极……”
十八岁的高中生安多莉雅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动两次战争。我们怎能忘记它们？我不能说我以身为德国人为荣。”
然而当年长的家庭主妇谈到在二次大战所遭受的痛苦──轰炸、缺乏食物、父亲和孩子未能返回家门──而且说我们应该反对全部的战争时。一个年轻学生说：“我了解发生在战争时的可怕事情，但是，如果当我们必须做却不去做的时候，可怕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观众中传出怀疑的叫声，但是学生的说法获得老反抗斗士的支持。他把萨达姆．海珊和希特勒做比较，并且说，海珊必须受到阻止的原因与阻止希特勒的原因是相同的，又说：“萨达姆已经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是否我们让他继续下去，只因为在道德上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开枪射击？”
最后，轮到穿牛仔裤花衬衫的年轻士兵发表意见。问他有关杀人的看法，他说：“如果德国或北约组织受到攻击，我必须这么做。但假如我不同意这场战争，我会拒绝。”
他忠于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的正统诠释。以良心为理由，一个德国应征士兵可以拒绝战争。再也不能以“命令就是命令”当做残暴行为的藉口。德国的军事力量只能用之于防卫德国或盟友的领土。既然德国是北约组织的一部分，而盟友的领土通常被解释为北约组织的领土。右翼人士希望扩大这个解释；到目前为止，左翼人士反对。
这个士兵并没有埋头致力于有关法律的讨论。他试着回答道德的问题，亦即良心的问题。而且他给了一个诚实的答案，也许比许多和平主义者的完全反战、反任何战争，更能反映出今日年轻德国人的感受。六八年的人有个优先的道德目标：彻底与他们的父母不同，砸开他们犯罪的沉默，传播“和平”这个字，或单纯地确定德国人不会再受到诱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说，在波斯湾战争期间，要求德国人参加军事行动“就像把白兰地巧克力给一个改过自新的酒精中毒者。” 你几乎能够听到焦虑的尖叫声。
也许是因为希特勒的缘故，过去费斯特可能是对的。不过，波斯湾战争显示了德国和平主义者不能单纯地被当做反美主义者，或者当做是对阿登纳之西方的反动而打发掉。有个真正两难的问题：至少两个世代曾被教导要放弃战争而且绝不再送德国军人上前线，换句话说，他们被教导成希望德国是一个较大版本的瑞士。可是，他们也被教导成自觉必须对以色列的命运负责，以及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进而能稳固地嵌进西方同盟国家的家族内。问题是，他们是否能两者兼具？如果萨达姆真的是另一个希特勒，德国不能帮助犹太人吗？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类比”是痛苦的。这正是汉斯．麦格诺斯．安森柏格决定将他利刃刺进去的地方。他在《明镜》里，把萨达姆与希特勒做比较。安森柏格是个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他也知道如何正确地去打击德国同胞的痛处。他可以是个尖锐的挑唆者。他的文章受到某些人喝采，但也使得许多其他人暴怒，尤其是左翼的知识分子。我听一位柏林的评论家说，安森柏格是个叛徒。一个什么叛徒？我问。他说，精神的叛徒。多少年来，安森柏格本身就是个左翼知识分子。他进学校时，正逢纳粹的时代，曾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而且在战争结束时被选派去防空单位。战后，他与其他作家，例如钧特．葛拉斯与海因里希．伯尔，组织一个左翼反纳粹团体，对抗德国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在好几年里，追迹纳粹的幽灵，大概是他的全职工作。
在《明镜》的文章里，安森柏格议论说，萨达姆如同希特勒，不只是另一个独裁者而已；他是人类的公敌，一个深爱死亡、自我毁灭的魔鬼。倘若他有方法、有能力的话，将会破坏这个世界，当然如同希特勒一样，还包括他所蔑视的、自己的人民。接着，问题在于，是什么制造了这样的魔鬼？安森柏格的答案是，受羞辱的人制造了他们，因理智的失败、贫穷、对生命的无力感等败坏了平民──大量的永远输家──的道德一段很长的时间。安森柏格写道，德国人应该可以在阿拉伯的平民当中，认出他们自己的样子。
然而从德国人的心理层面出发，没有事情能够获得进展。由于这样的洞察，安森柏格说：“将破坏任何对当前冲突的种族性诠释之基础。此外，它将隐藏的连续性 ──无人想记忆的法西斯主义的残留部分──暴露在阳光下。德国工业界绝不会有机会感到后悔，它曾经提供希特勒良好的服务，所以，再用同样的热心急急忙忙帮助希特勒的后继者，这只能被称为始终如一。其实只有无知两字，并无法解释为何相当大部分的德国年轻人认同巴勒斯坦人多过于以色列人，或者宁可抗议布希而不是萨达姆．海珊。”
这是战后“抗德游击队”的声音──隐藏的连续性之祸害──但还带着新的扭曲。也许安森柏格对伊拉克人不公平，因为他们几乎不支持萨达姆，而且也没有像德国人对希特勒一样的热情，但是，他在特定的人士之中发现了连续性，而这些人自以为藉着做了他们的追悼的苦工，藉着为了和平而有点过度热心地捧着蜡烛，就摆脱了它们。
安森柏格的世代，学会了不信任德国人。在四十几和五十几岁人身上的连续性，依然太明显，希特勒青年团的经验与高射炮大队，仍然太新鲜。安森柏格的“抗德游击队”不相信西德人对于突破物质繁荣的自满足以遮掩过去，就像雪似的毯子盖住全部的痕迹、裹住所有的声音那样。安森柏格写了一首名诗，起头是：
我遗失什么，在这里
在这块土地，我的双亲
带我来此，在全然无辜之中？
土生土长，却没有被抚慰，
我在这里又不在这里，
居住在舒适的肮脏中，
在这舒适、满意的坟墓。
（本文转载自伊恩．布鲁玛新书《罪恶的代价》，中文译本由博雅书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