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说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着差异，我始终不同意这种说法。无论任何一种文化，能够经历千百年历史的考验而流传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是人性的文化，是能够起到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断前进，逐步走向文明。说到底，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产生文化，自由产生文明，自由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无论是东方西方，人性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或者说差异，那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和习俗上的传统而已。而这也没有必要去用一种思想或者主义去统一它们，因为人类的社会毕竟还是要丰富多彩，还是要成为一个个百花园的。自由的意识，精神的追求，永远是人类进步和发明创造的动力。
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七十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尽管中美两国之间是远隔万水千山，但是两个三民主义得出的却是同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文明。
共产极权专制走向的却是文明的反面，是意识形态的恶魔。从打一九二五年至今，在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国的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领海被共党们偷偷的出卖给了周边的国家。共党总是说，自从共党篡了政，人民是既当了家又做了主人，但是人民所共有的国家现在还剩下多少领土，人民并不知道。
原因就在于政治不是人民所共管，于是卖国的钱和利益，人民就自然的不可能共享了。打算分享卖国利益的中国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太多，中国人再穷也很少有人愿意以卖国致富的，否则就不会有十四年抗战打败日本人的胜利了。但是当共党宣传说什么第三大、或者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贫穷的。显然在享受利益上人民依然没份。
其实所谓的经济腾飞而产生的利益也是令人怀疑的。行将就木的共党为了苟延残喘，利益诱惑或收买拉拢已经成了唯一的笼络民心的手段了。人民没有分到利益，也就说明共党所谓的盛世辉煌仅仅就是画在纸上的一张大饼，永远是充不了饥，不但人民充不了饥，就连共党苟延政权的这个饥也是充不了的。
邓小平的支撑政权为第一要务，正如毛泽东当年总是挂在口头的那句话，就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个一切的说法并不仅仅是指君临天下享受特权，对于共党这伙匪类们来说，这个一切就是为所欲为，包括任意的屠杀、镇压、随便的扒房圈地，尽情的抢劫贪腐。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就更要死保这个政权，因为只有这种政权才能让它们如此胆大妄为，而且还不受制裁，甚至还是试图发达。
邓小平显然也是有样学样。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第一人，邓小平仅仅是步慈禧的后尘。慈禧搞了个垂帘听政，任意操纵着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慈禧手伸得更长，不但操纵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还各代指定了胡锦涛；慈禧是不得已提出了变法和洋务运动，邓小平同样是为了保政权提出了改革和开放；慈禧搞了个上海特区，邓小平就弄了个深圳特区；慈禧定了个四个不准变，邓小平就拼凑出了四个坚持；慈禧最后是有意要接受变法，改制为君主立宪制，邓小平是坚决反对宪政民主，并且声称绝不照搬西方；慈禧所坚持的是产生于中国本土，已经实行了两千两百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最后发现国将不国了，于是有意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而邓小平们则是在身处宪政民主的政体之下，全盘照搬了西方马列，颠覆了民主自由，复辟了极权专制，又在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情况之下，又提出了绝不照搬西方。仅此一点，慈禧比邓小平明智。
末代皇帝溥仪的作为又远比胡锦涛光明磊落的多。溥仪是敢于面对中华民国这个现实，不情不愿的交出了权力，又被赶出了皇宫，但是又极力的想复辟皇权，最后是投靠日本作了满洲国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个满奸，苦心积虑也要去复辟，在当时也没有从西方全盘照搬马列这个恶魔去复辟他的皇权。抗战胜利以后，汪精卫、陈公博等大小汉奸们被国民党处决了，而满奸溥仪却只蹲了十年共党的大狱就自由了。而且还受到了周恩来们的贵宾式的接见，并且为他找媳妇成家，关怀无微不至。
胡锦涛则是个鸡鸣狗盗之徒，是靠着打小报告、告密、整人起家的政治辅导员，全心全意的卖身投靠共党，迫切的屠杀汉人、藏人、维人以示忠诚，大刀阔斧的对俄罗斯、对日本出卖国土。在党内胡锦涛肯定是功莫大焉，但是于国于民试想一下，如果不把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罪大恶极的罪犯推上去做党老板的话，那么这个罪犯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政权的命运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
毛、邓、江、胡们都是双手沾满人们鲜血的罪犯，共党这个政权就是它们用来肆无忌惮的发泄兽性的工具，它们深深的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所以就必须拼命的保住这个政权，保住了政权，它们有命，失去了政权，它们就要直接面对国人民众对它们的清算。例如前罗马尼亚的共党头子齐奥塞斯库、前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都已经为极权的专制者们做出了榜样。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真正的警察国家是这样的，他认为最好是悄悄的采取行动，而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恩格斯没说错，共党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在马恩全集的第一卷第七十八页上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那是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也知道他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他却欺骗自己，以为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们拥护这种欺骗。
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候陷入了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了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至于外国的独裁者们是否如此，我们就不去猜测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毛、邓、江、胡们确实如此，以为自己说出的话就是真理，以为自己听到了人民拥护的声音，其实是在自己骗自己。以为人民离开了国家的生活，以为人民仍对共党充满着迷信，其实就是民情激愤，矛头全部指向的就是共党。胡锦涛以为自己听到了人民在狂喊着盛世、强大和辉煌的声音，其实这只是他自己的声音，于是就把警察国家悄悄的抓捕异议人士的行动变成了公开的行动，但是口头上仍然鼓吹法治。
刘晓波先生因言获罪；谭作人先生坚持追查豆腐渣学校砸死学生的责任也获了罪；冯正虎先生帮助维权民众，竟然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经过三个月的抗争，冯正虎先生回国了；胡佳先生从事的环保和艾滋病人的维权活动也获罪了；高智晟先生因多次上书共党政府，要求结束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镇压而获罪。
除去冯正虎先生暂时平安以外，其他的四个人全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我们也不明白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究竟是个什么罪？哪些行为是属于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写了几篇文章，为了为被砸死的学生讨个公道说句话，为了一个信仰的群体说几句公道话，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了艾滋病患者的权益说句话，于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就立时的被颠覆了，听上去简直是笑话。
共党杀人如麻、抢劫成性、出卖国土，难道应该是名标青史？不该以祸国殃民治罪吗？共党外交部的发言人马朝旭在记者问他高智晟现在何处时说，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这不是马朝旭愚蠢的幽默，而是含义很深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共党呆在了它根本就不应该呆的地方，所以人民也就处在了本就不应该处的地位上，正直与良知的人士们也就呆在了他们不应该呆的地方。翻天覆地慨而慷的是共党们绝不是人民，人民由国家主人的位置上，被强迫呆在了奴隶的位置上，于是魑魅魍魉一步登天，群魔乱舞，黑白颠倒，人鬼不分，忠奸不辩，日月星辰是无光，这就是共党治下的社会。
一个知识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不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永远不配做知识人，而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天职就是批评政府为民代言。一千年前的范仲淹先生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他就是因为批评朝政，三次遭到了贬放，但是他仍然坚持明明而死，不磨而生。这样的傲骨和气节，责任和良知仍在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但却成为了共党认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的异见分子。
胡锦涛为了自己出风头搞了场大阅兵，并未事先征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意，当然就应该招来千百万种的批评、指责、讽刺、挖苦，反对甚至是谩骂的声音。为了保政权，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共党自然就会认为，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都是要颠覆政权的人。
共党把自己和人民的位置给颠倒了，所以人民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嫌疑犯，这就正符合了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那么这种国家我们只能说是个野蛮的国家，离世界的文明很远很远，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的时候，当公民和平的相互结社、讨论和发表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被允许自由的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发表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人创造了国家，于是一国之民众就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由于人有善恶的双重本性，所以人民并不相信这个政府，即便是民选出来的政府，人民也不相信，所以人民又创造出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上议院、众议院，全民监督等等的宪法、法律和条文规定，为的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害。
所以政府这台机器就应该为人民谋求自由和福利而运转，绝不应该是对国民进行屠杀、镇压、抢劫和欺骗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政府的存在那就是违背天理人情，就不应当让它继续存在，推翻它、消灭它。因为一国之民众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暴政进行革命何反抗的权利。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地区沦陷以后到了今天，六十年间共党团伙的所作所为仍然有人表示不知道、不清楚，或者是不表态。我只能认为这样的人是装糊涂，或者是天生的白痴，健忘症患者，或者就是脑残体，再不然就是卖身投靠的党奴、帮闲和篾片们。出卖尊严和人格为的是换取些残汤剩饭，这倒也无可非议。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出现了不少的汉奸和伪军，但是中国人民仍旧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共党走到今天这一步指望着一群人渣子充作政权的拥护者，也是悲惨之状，智愚至极了。一个没有思想的生活，那就是没有价值的生活，一言堂的社会，只能是个大量生产野蛮和扭曲人格的社会。前三十年政治破产，后三十年经济破产，这就是共党永远正确的结果。相对的人民那就成了刁民、愚民、暴民、蠢民、无罪都该杀的恶民，这样的政权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不会有明天。
前三十年的凭票限量吃饭，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后三十年到处盖起了豆腐渣大楼，更说明不了经济是在发展之中。全球不良资产解决方案公司的总裁罗德曼先生日前对媒体说，北京市商业房地产的实际控制率高达百分之五十；许多盖好了的十七、八层的办公大楼是空置在那里好几年了，既卖不出去又租不出去，可是今年北京市政府仍然决定建造一百万平方米的新的办公大楼。
罗德曼先生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就在眼前。在共党们的眼里这位罗德曼先生肯定也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他应该说，控制率越高越应该拼命的盖大楼，就越能说明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共党就高兴了。但是把原本就只值一块钱的东西，拼命的哄炒成一百块、一千块钱的时候，于是才能成为什么第三大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经济体也是虚的，是吹大了的经济体，是个大泡沫的经济体，是个泡沫就没有不破裂的，一旦破裂，真相大白，一百块钱、一千块钱的东西原来只值一块钱，这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副对子所说的那样，上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下联是；无为有处有还无。也就是说把假的当成真的，这个真的其实还是假的，把没有的楞说成有，那么这个有仍然还是没有。
就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的小说里描写那些没落的前清王宫贝勒们的后代和八旗子弟们，明明已经穷到了每顿饭只能喝粥吃咸菜了，但是家家的房檐下挂着一块猪肉皮，饭后必用这块肉皮去插嘴，看上去嘴唇是油汪汪的，于是人们就以为他们仍然是顿顿饭吃着满汉全席。
共党现在也正是如此，在装面子，所不同的是，八旗子弟们在喝不上粥的时候还能找出一两件祖上遗留下来的古董，卖了仍能继续喝粥度日，而共党除了卖国还有什么可卖的呢？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依然被共党六十年的特权、贪腐、抢劫、破坏，已经败光了。铲除共党以后，复兴中华民族将是艰苦和漫长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