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近进行的一场电视测验令人怵目惊心。我们权且把它称作“人性测验”。简言之，就是要看看公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不会变得残忍？会不会动恻隐之心？
试验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轮流向一个人提问题，如果他回答错了，就用电打他：按动电钮向他放电! 答的错越多，打击他的电压就越强，从20伏一直增加到460伏。 参加者丧失了自主能力法国国营电视二台精心策划的这场“死亡游戏”，具体做法参照了美国六十年代曾进行过的“米尔格拉姆测验”，从一万多名自愿者中抽签选出69位候选人成为提问者，另外一名候选人是回答者。试验结果显示，在69人中，53人也就是将近80%的人服从了游戏规则，他们在节目主持人的逼视下，向被关在笼子里回答问题的男人通电通到最高的460伏。按照节目设计，提问者向回答者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共有五个答案，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如果答错了，提问者就要摁动电钮，电击回答者，以示惩罚。电流最初只有20伏，但错答越多，电流就越加码，最后加到危险的地步，从200伏到460伏。
风度翩翩、漂亮、故意装得残酷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指挥着这场“游戏”，台前是兴致勃勃的观众。台后请来了一批科学家，包括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观摩和分析人们究竟会顺从到什么地步，换句话说，究竟会残忍到什么地步？人的底线在哪里？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会不会反抗不公正甚至邪恶的命令？电视试验现场有这样一个画面：回答问题的男人在封闭的金属房间吼叫着。“停下，停下，放我走吧，放我走吧”。他被绑在椅子上，手腕被拷在电线上。他刚刚遭到240伏电压的电击。所有的人都知道，电压达到200伏时，放在插销里的手指就会被电打得发抖。但是，向这位回答者发射电流的另一位男士，对他的求情只是说了一句：“抱歉，你回答错了”。
接着他又向绑在椅子上的男人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对方又回答错了。这时只听现场观众吼声雷动：“惩罚他，惩罚他! ”提问者毫不犹豫地按动了标着300伏电压的电钮。 绝大部分参加者屈服于“权威” 试验结果是惊人的。电压升到80伏是第一个关键的阶段，回答者开始不能承受，不时发出呻吟。提问者开始犹豫和怀疑，并用审视的目光询问女主持人，女主持人毫无表情地下令：继续。于是大家继续。电压升到200伏以上，回答人开始咆哮：“我不能忍受了，请放了我吧”!“可怜可怜我，不要通电了？”提问者再看看女主持人，女主持人照样下令：“继续!”。回答人痛苦地大叫。但提问者似乎渐渐适应了对方哀求造成的瞬间迷惘这一过程，开始不知不觉地由普通人向刽子手过渡。
但良心并未泯灭，只是服从要求，不再多问，机械地推动手柄，加电，想快快了事。当电压高达380伏，回答人已再不怒吼，给人一种死了的感觉。隐约能听到微弱地、断断续续地呻吟：“求求你，放了我吧”。这时回答者的忍耐能力大约真的到了极限，有些人起初还在犹豫，严肃地盯着女主持人，希望她下令让他们停止。主持人的回答照常，简洁而不可辩驳：“你应该继续”。有一位女士启动了360伏，回答者低弱的痛叫可能使她忍无可忍。她站起来说： “我不干了!”。主持人说，“你应该继续”。提问者批驳到：“我不干了!”。主持人继续施压：“你要承担一切后果”。女士稍微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承担后果”。主持人接着向观众席求援：“你们愿意让她继续吗”？观众席的声音如雷贯耳：“愿意。继续!”。这位女士面色犹豫，想了想，终于说：“对不起，我不做了”。起身走了。
像她这样敢于抵制命令，不顾电视直播现场压力的人很少。大约只有16个。 16个人不愿意做刽子手。就是说，不愿意做到底。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些良心似乎有所发现的提问者。他们怀疑，试探，甚至用欺骗的手段不去按电钮。他们严厉地盯着主持人，期待主持人说一句话，暗示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女主持人，是你让我们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还有一种大约是自己骗自己或者有点玩世不恭的心态：他们的理论是电视台不可能让现场死人的。我怎么做都不要紧。另外就是少安毋躁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把电压一直加到460伏，成功的当上了“杀人犯”。恐怕真正的杀人犯还包括现场的观众，他们的表现大都同古罗马斗技场的罗马人一样，残忍，开心，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喊：“杀死他!”，而是：“继续! 继续! 继续!”。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受到迫害。被关在笼子里回答问题的人是一个演员，痛苦的呻吟也是他模拟出来的。但是提问者并不知道这一切。古罗马斗技场观看死亡搏斗的除了罗马执政官和夫人，还有罗马城的名流，那些绅士、尊贵的小姐，当然免不了无所不在的平民。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正在表演的谋杀，并且急不可耐地怂恿着： “杀死他”。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后，而且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拥有自由反而轻易地交出了自由法国电视二台举办这样的节目本来主旨在于揭露电视的权力。尤其是越来越多，内容低俗的所谓“实景电视”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很大。比如法国电视一台过去有一个叫做“薄弱环节”的节目，让一群候选人来回答问题，最后不在于谁回答得好与坏，而是要看谁能勾心斗角，谁比谁更会算计，要把比自己强的算下去。而且与别人联合起来，把眼中钉一个一个赶走。
最后还要把自己的联合者也要赶走。这一节目极力陈列人的恶劣本性，而且主持人为了赢得收视率故意大肆鼓励怂恿。最后的胜利者总让人觉得是一个骗子。尽管电视台的这场节目并不能完全摆脱作秀的嫌疑。但是，这场节目仍然有许多令人警醒的地方。实验者大约没有想到在纳粹时代早已结束的今天，人们还能走得这样远。即使在自由的西方社会，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居然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服从一个得到“公认”的权威。就这场节目而言，权威和权力的代表，或者说“当局”就是节目主持人。一名心理学家分析说：这就是悖论：人们越是处于权利受到限制、被剥夺的环境，越是知道斗争和反抗，当有了自由，反而轻易地交出了自由。节目提供的一个现实场景是：当一个自由人进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面对一个公认的或者自我确认的“合法”的“当局”，就会变得渐渐放弃原则，最后顺从到“当局”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连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也不愿去多想。
艾希曼案例的启示人怎么能够走到服从一个野蛮恶心的命令的地步，折磨同自己一样的人，而且就连对方大声乞求停下都不肯。服从命令的这些人的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美国年轻的心理学家米勒卡姆在1961到1963年间为此进行系列心理测验时，一起盲目服从到登峰造极的案例震撼了全球：这就是当时正在以色列审判的阿道尔夫艾希曼案。艾希曼是犹太大屠杀计划执行人之一。这位高级公务员为什么要执行大屠杀命令？在什么条件下执行了大屠杀命令？当他在签署把犹太人流放到波兰集中营、并签署了向这些集中营运输毒气的批文时，他在想些什么？
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旁听了这场审讯。她想弄清楚构成艾希曼的想法的各个因素。阿伦特从头到尾仔细听完艾希曼的解释和辨解后，她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嗜血徒，并不是一个居心叵测，或者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是一个十分遵守纪律的公务员，他绝对地服从他的上级，不与上级争论。他身上浸透了尊重头头、做好工作的文化。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作出被动的反应，拒绝自己的责任。阿伦特说，艾希曼是一个“正常到恐怖地步”的人。
艾希曼在家是一个好父亲，他没有自己正在干坏事的意识。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执行法律，服从的是国家。因此没有犯了罪的感觉。一句话，他是一个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公务员。阿伦特分析指出：他的罪行来自于他再也不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他把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是不是卑鄙可耻这样的问题交给别人去解答。他不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是否符合伦理的问题。即使涉及到的问题是杀人。他甚至可以流放自己的同事，只要他的上级要求他这样做。阿伦特在1966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庭：关于把罪恶平凡化的报告』一书中记下来自己的观察：所有的极权统治都依靠这些自以为在人道和非人道之间做出选择是不信誉的公务员。
公民如何避免人人作恶的邪恶发生 1961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被自己的思考所折磨，自问：我们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人民，能避免这样的邪恶再发生吗？能避免类似纳粹的场面再现吗？他看到了麦卡锡主义盛行时那些公务员争先恐后告密的一幕。如何才能保护人类的前途？他就想通过对普通美国人的试验，看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命令。他后来把系列试验的结果写成书，这本名为『服从权威』的书很快就成了经典。在参与测验的40人中，62.5%的人都服从了那位从不认识的“教授”的指令，心安理得地参与了“迫害”。米尔格拉姆从此进行了十几次同样的测验，得出的结果惊人的一致。完全符合哲学家阿伦特的分析，那就是一个服从卑鄙命令的人，不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虐待狂。他可以是一个工人，一个白领，一个公务员。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习惯于服从与代表权威的人，不管这个权威是一个合法机构的代表，或者是一个科学家。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当一个人进入了“社会一份子的状态”，就只知道服从而不去思考。他成为执行者，成为一个机器的零件。由此自我废除了所有可能会出现的责任问题。他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他变成一个服从最坏的指示的人。哪怕他本人原本是一个勇敢的人，连苍蝇都不忍心去拍死的人。其它几点启示法国电视二台的试验结果令人遗憾的证实：没有一个参与者拒绝接受这一游戏的主旨。即使一些参与者也感到吃惊，觉得电视竟沦落到如此低级的地步，但所有人都接受向另外一个候选人使用电刑。这场试验引起的另外的启示是：连续按了27下电钮的候选人并不是坏蛋和居心叵测的人。他们对自己这样顺从事后表现出遗憾、吃惊。
还有一个细节：电视试验刚开始不久，主持人解释了对方如果答错就要按动电钮惩罚以后，就让候选人独自操作，自己故意离开了现场。当回答者埋怨的声音一出现，七个参与游戏中的五个拒绝继续服从命令。服从命令的比例下跌到22%。由此可见，主持人在场和不断重复命令应该对大家“参与迫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并非为钱而“参与迫害”。节目制作者一开始就说清楚，参加节目的人除了40欧元的杂费补助外是没有报酬的；而且，参加者并不希望自己会在电视上露面。电视台给他们说：这个节目是不会播出的；参加者也不能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关在小屋子里的人遭受电击后承受的痛苦。因为不少参与者为了减轻对方的痛苦：多多少少向关在小屋里的人暗示、启发、以避免答错。而且当听到对方的求情的呻吟后，都表现出恐惧的神色。因此，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另外，所谓的 “权威”在这里也并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等级关系。并非雇员面对老板，学生面对老师，徒弟面对师傅，电视节目主持人并非合法的权威，参与游戏的人也只是电视台的过客，并不属于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代表的电视台。参与试验的人他们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而且“参与迫害”的比率比米尔格拉姆试验得出的结果还要高。
可能的结论是：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过分重要，主持人体现着电视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