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固和政治因素的斟酌，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殊稳重的态度，严厉要求灾难新闻必需积极宣扬克服灾祸的成就，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灾难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对於灾难新闻的报导方式，可从1950年4月2日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进成就与经验方面报道的唆使”中窥其一斑，指导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进救灾成就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侧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漠视民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牢牢把持着灾难新闻报道方式。在报道办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以如何与灾难作奋斗的角度作为主体――人的精力和力气。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种报道方式把民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度强调政府如何救灾和群众的抗灾行动，给人留下一种避实就虚的印象。

死亡人数3年後才披露 新闻成旧闻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取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题目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力抗震救灾》。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民众都想尽快知道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能及时、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备灾情的扩展及再次发生。可是，这则新闻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非常简单，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说。而对民众最关怀的受灾情形，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人数多少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域遭到不同水平的丧失”。

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奋斗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心和各级领导如何关心灾区人民，如何率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民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

云南通海大地震机密档案30年后方见天日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的那场大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差。

事隔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办“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正式发表这场大地震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情形，尘封了漫长岁月的“机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

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灾害降临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高潮”眼前，这场人类灾难的本相被掩饰。新闻报导充斥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导，信息含混，语焉不详。翻阅了当时的各大报纸，仅从地震发生4天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消息报道，题目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域产生强烈地震／灾区国民一不怕苦二不怕逝世迎击地震灾祸》。还有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国民的脑筋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书和画像）灾区群众冲动得热泪盈眶”。

灾难新闻歌功颂德的报导方式60年不变

纵观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并形成了灾难新闻的这种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心”＋“灾区人民的决心”。假如把这种报道方法与当今媒体的报导模式做个比较，我发现这种灾难新闻报道的方式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仍鲜活的反应在今日的灾难新闻中。

来源: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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