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古代的中西交流，玄奘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名字。这位生于隋唐时代的伟大人物，大智大勇、精明强干的大德法师，为译经传法、发展中印两国友谊作出了功德无量的善行。3月24日，应西安交通大学“学而讲坛”之邀，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荆三隆为同学们开坛讲述了真正的唐僧——玄奘。
玄奘对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贡献
隋唐时期是中印文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佛教在推动两大文明古国的相互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师等佛教高僧的弘法实践是这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在未能“降敕遣进”的情况下，冒死“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历时十六载，疏导了瑜伽与中观的论争。在曲女城十八天的法会论辩中，他的佛法受到当地佛教界的一致推崇，被二乘信众誉为“大乘天”、“解脱天”。在钵罗耶伽国大施场五年召开一次的不分贵贱、信仰，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无遮大会”上，当时统治北印，影响五竺的戒日王，在玄奘和众诸侯国王的陪同下赴会。在玄奘的推动下，佛教成为戒日王信奉的宗教，在北印被置于尊崇的地位。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携梵本返长安后，校合三种梵本，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在玉华殿译大般若六百卷，共四处十六会二十万颂。因此，玄奘不仅是当时印度佛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佛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开拓了中印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并且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相互友好往来的新局面。
总体来说，玄奘法师的历史贡献可以体现在以前几个方面：
第一，玄奘把对教义的深刻理解，贯穿于弘法的实践之中，将佛教的发展与王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佛学从庙堂引入到殿堂，把佛教的兴盛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紧密地结合，在印度和中国都开创了一个佛教与王权和谐发展的辉煌时期，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佛教学者对社会历史的深刻领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对今天佛教的发展与联系现实生活都有借鉴意义。
第二，玄奘在天竺的游学及其在曲女城大法会和钵罗耶伽的无遮大会的亲践表明，玄奘的学识代表了当时佛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包容小乘，不薄中观，尤厚瑜伽行派的特点，突现了大乘佛学兼容并包，博大深厚的内涵。玄奘的回国，标志佛学在印度已经是“西边的太阳”，而在中国成为“东方的朝阳”。佛学中心由印度向中国转移。
第三，玄奘的《成唯识论》融汇九家，汇集了瑜伽行派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人物的思想菁华，全面继承了大乘唯识学说，在传译因明学上作出了贡献，不仅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而且为中国古代逻辑学，为人类的思辨哲学领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四，作为亲历记的《大唐西域记》，包括了当时极为广大的地区。有以后归唐的西突厥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的阿富汗东北部、尼泊尔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几乎整个印度地区和孟加拉等国。对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气候、山川地势，无不实录，其记述之翔实，考察之精审，研究之深刻，至今犹令人惊”。不仅在玄奘之前的相关记叙不能与《大唐西域记》相比，在此之后的类似记述也难以与其比肩。玄奘的西域纪实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
第五，玄奘回国潜心从事经典翻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互动的新风尚，不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时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发展、成熟，准备了完整的思想宝库，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玄奘的译经活动
在种种的翻译活动中，玄奘对于大乘般若经的传播功德最为殊胜，用功也最专。般若经的数量大、种类多，又是大乘佛教最早出现的经典，因此在佛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人们对此经都非常重视，研究者也不乏其人，但玄奘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译作也最为经典。
在文本方面，玄奘集天竺三种梵本对译而成，文字上更加重视，而且玄奘本人的佛门意旨尽得其要，有“大乘天”的最高信誉，因此影响大、流传广、保存完整。
玄奘的译经工作是经唐高宗“恩敕”后，由国家出面给予庇护下完成的，这样般若经的汉译已不仅仅是个人出于信仰的行为，而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实施思想文化统治的政策体现。因此汉译大乘般若经典具有文化与思想并行的双重意义。而以往的译本，大多是由天竺或西域僧人主持，此次由汉地高僧玄奘主译，助手中不仅有汉僧亦有外国僧人，其助译的四大弟子神肪、嘉尚、普光、窥基中的神肪就是新罗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走向成熟，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
玄奘对于般若经典的系统汉译，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使以长安为中心的唐帝国成为佛学的第二故乡，在佛教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同时，玄奘追求真理、精进不止、不惜生命、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圆融会通、和谐豁达的气度胸怀，也形成了高尚卓越的精神风貌，受到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敬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印传统友谊的健康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